選文（節錄）

第七章 如何援助落後國家 （節錄）

近十億的人口仍然處於物質匱乏中，數百萬孩童因為生產意外沒能活下來，疾病和發育不良依然讓印度近半數的孩子形消骨瘦，這些人屬於被大脫逃遺留在後的人。如同往例，極大的不均也指出了消除它自身的方法。所有人都能享有可以協助脫逃的科學和技術進步，而我應該不須重述脫逃的利益或被留置在後的悲慘。位於南亞和東亞的一些國家，已經掌握迎頭趕上的契機，讓數百萬人民脫離貧窮，並拯救數百萬的孩童免於早夭。然而，明顯的不均等仍然存在。

自從二次大戰以後，富國嘗試提供外來援助以縮小差距。外援是資源從富國流向窮國，目標在於改善窮人的生活。在較早時期，資源流向剛好相反，也就是從窮國流向富國，這是軍事征服和殖民剝削的遺緒；之後，富國投資人將資金移往窮國以追求利潤，而非為當地人謀求較佳的生活。透過貿易，窮國原物料流向富國以交換工業產品，但只有少數窮國藉著出口原物料而成功致富，許多窮國的下場是成為外國的禁臠和國內形成不均。就歷史來說，外援本來是設計讓收受者獲益的工具，但結果卻全然不是這麼回事。

在過去，落後者最大的期盼，是向之前的脫逃者學習，但走在前方的人如果沒有堵住身後的隧道，後方的人就算走運了。此外，新富階級願意回頭幫忙，這是一種新現象。本章嘗試找出外援是否真的加快大脫逃的速度，或是由於混雜的動機、政治或導致意外後果的法律，而產生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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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效益？
我開始研究援助和經濟發展時，覺得援助會產生效益似乎一目瞭然。像大多數的人一樣，我起始便假設援助必然奏效。畢竟，如果我是窮人，你是富人，你給我錢，或更好的狀況是，你每年持續固定給我錢，我就不會那麼窮了。認為這個直覺可以套用在援助的信念，是如此堅強（但現在我視之為援助幻象），以致許多人甚至拒絕思考援助或許是錯誤的可能性。這個直覺基本上屬於液壓式的援助，而如前所述，這是錯的。

援助的給予不是人對人，大部分的狀況是政府對政府，而且絕大部分的援助並非設計來讓人們脫離貧窮。前面對於實際援助體系的簡要描述，已經讓我們知道這點，然而我們尚未論及，在過去五十年裡，援助對於經濟成長和減少貧窮到底功過如何。關於援助以及關於經濟成長和貧窮的資訊，都有大量的數據。不同的國家受到不同的對待，有些國家獲得較多的援助，而援助金額每年都有變化。我們絕對能夠從這些數據找出援助做了什麼。或更精確地說，從人均或相對他們國民所得的比重來看，獲得較多援助的國家是否成長較快？當然，減貧和成長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但理論和經驗都建議，經濟成長是解決貧窮最可靠和最長久的方案。

相較於本身經濟體的規模，中國和印度獲得的外援極少，但他們有偉大的成功故事；而非洲國家規模小得多，收到大量的援助（相對其規模），但經濟成長數據卻遠較平庸。由於援助機構往往讓援助雨露均霑，分給每個國家，較小的國家獲得的多於較大的國家，因此如果援助對成長是重要的，則較小型的國家就應成長愈快。如果只根據這個論點，則援助無疑已經失敗。當然，我們不該太快下結論。還有其他與援助無關的因素，可以解釋為何較大的經濟體成長較快，第六章已經提過一些。即使如此，這仍很難支持援助有助於國家更加快速成長的想法。

另一種研究援助成效的方式，是探究特別受到照顧的國家，也就是有強固殖民關係的國家（特別是法國的前殖民地），或基於政治原因獲得額外援助的國家（例如因為大衛營協定的埃及），或甚至是冷戰時期被視為對抗共產主義的堡壘（莫布杜統治下的薩伊）。無須多說，大家都知道這些國家的減貧紀錄通常很糟，而原因大家也都很清楚。在埃及、多哥、剛果，援助未用在經濟成長，而是用在支持當地政權繼續執政，即使如此做會傷害人民。

有人或許會認為，對腐敗和殘酷的政權提供援助，與我們現在所談的無關，而且也不應該納入發展援助裡。但這個藉口過於輕描淡寫，因為大部分這類型的援助並沒有限制使用目的，所以如果該政權選擇將援助用在發展上，確實可以這樣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的援助也提供給人民的確有需要的國家。所以這些例子不能證明設計較佳的援助，或對不同類型的國家提供援助，沒有比較好，同時相當清楚地顯示：對人民窮困的國家給予不設限的援助，通常不是一個好主意。我還認為，在這些很糟糕的案例裡運作的力量，即使在較為有利的條件下都會是個問題。

探討對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提供援助的下場，特別有啟發性。雖然極少數最窮的國家不位於非洲，但大部分最窮國家都在非洲。全世界最窮的四十個國家裡，除阿富汗、孟加拉、柬埔寨、海地、尼泊爾和東帝汶外，其餘都是非洲國家。非洲即便不是窮人之家，也是窮國之地。非洲國家獲得大量的援助，如果這些援助用在經濟上，應該會大幅改善經濟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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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援助感到樂觀的人，會以2005至2010年最後一期為例，強調最近的援助已用於發展，而不是用在支持反共產主義的獨裁者。他們注意到，在這個援助比較明智的時期裡，愈多的援助帶來愈高的成長。或許如此。莫布杜確實已然遠去，但衣索比亞的梅勒斯政府在2010年，從美國、英國和世界銀行等共收到超過30億美元的援助。梅勒斯在2012年離世，他是非洲最殘酷、最獨裁的統治者之一；接近四千萬的衣索比亞人民每天生活費不到1.25美元，其中的兩千萬人每天以不到1美元來維持生活，這讓該國成為相信援助可紓解貧窮的人們關愛的焦點。梅勒斯是穆斯林基本教義的堅定反對者，這讓他成為美國的最愛。當然，美國有權選擇自己的盟邦，但如果援助是源自國內安全考量和國內民意的結合，因而將援助的行動看得比援助的成果來得重要，則我們的對外援助是為了我們自己，而非為了他人。

原物料價格的變動是非洲成長的關鍵因素之一。許多非洲國家長期以來都依賴「初級」商品的出口，其中大部分是未經加工的礦物或農業作物：波札那出口鑽石；南非出口黃金和鑽石；奈及利亞和安哥拉出口石油；尼日出口鈾礦；肯亞出口咖啡；象牙海岸和迦納出口可可；塞內加爾出口花生等等。眾所周知，全球初級商品的價格變動極大。當穀物歉收或全球需求上揚時，會導致價格巨幅上揚，但同樣可能發生戲劇性的價格崩盤，而這一切都難以預測。許多非洲國家擁有礦場、油井和大型農場，其他國家則對諸如可可和咖啡等商品的出口課稅，因此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揚和下跌時，造成政府收入大幅擺盪，難以因應。我將在本章稍後比較來自大宗商品銷售的收入和來自外援的收入，但在目前，我們只須知道，大宗商品價格在1960和70年代初，大致呈現上升態勢，從1975年起穩定下跌，到了最近十年，像是石油和銅等部分商品再次上漲。從這些高價商品而來的收入是國家所得的一部分，所以商品出口蓬勃發展的經濟體不太可能沒出現成長，至少應該會成長一陣子。較正式的證據，證實了非洲的所得因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揚而成長。

生活窮奢極侈的人往往會下場淒慘，1975年之後大宗商品價格崩盤的後果也是如此。外國民間放貸者助長了非洲政府的管理不善，加上世界銀行蹩腳的建議，因此當價格崩跌時，情況變本加厲。這是造成圖一那種成長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項重要因素雖具爭議但仍然合理，就是非洲國家現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比過去要好得太多了，這部分原因是1980年代結構調整政策的遺緒，也因為現在非洲有許多訓練更佳的優秀財政部長和央行官員。如果我們想要評估援助所產生的效應，便須納入這些其他因素，包括大宗商品價格的枯榮。

在大宗商品崩跌之後的「壞」時期裡，援助迅速增長。這或許指出援助並未產生太多好的效應，但也或許顯示了某些較為正面的事情，也就是援助是針對非洲的苦難而來。確實如此，至少部分新增的援助是為了讓受助國得以「償還」舊負債，以避免違約發生。當援助尾隨差勁的經濟狀況而來——人道援助明顯便是如此——成長和援助之間出現負向關係，便正是預料中的情形！援助流向低成長國家，並非是援助失敗的標記，反而代表著成功——援助被送到有需要的地方。當救生艇船員救起溺水的水手，而這些水手全身濕透，因為瀕臨死亡而驚魂未定時，我們不應該將這些水手此時比風暴之前要來得糟糕的狀況，歸罪給這些救援者。

以援助為主題的研究者，發揮了極大的巧思（甚至更多的愚蠢）努力解析援助對於成長的影響，納入同時發生的其他事情，且嘗試考量援助對苦難有何成效。將其他因素納入考量是相對簡單直接的。即使考量其他影響成長的重要因素之後，援助（當成國家所得的一部分）和成長之間的相關性仍維持負向。這項事實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忽略了援助對苦難的效應，但仍然是重要的。類似的研究探討了投資產生的效應，例如投資在機器、工廠、電腦和基礎建設之類，能夠支撐未來繁榮的事務上，對成長的效應便非常顯而易見。相當明顯的，援助的功用不同於投資，然而舊有的液壓式援助理論，正是假設窮國窮得無法投資於未來，而援助可以填補這缺憾。再一次，不論援助可以做到哪些事情，這並非其中一項。

那麼援助對苦難的效應呢？或許援助真的有助於成長，但會受到援助是因應苦難而生的事實所抵消。弄清楚這件事就像面對典型的雞生蛋、蛋生雞問題一樣，因而難以有答案。雖然許多研究嘗試解開這個問題，但沒有一項研究真正讓人信服。實際上，我們已經知道通常如何研究這個問題。如果能找出一些援助的給予並非因應國家經濟表現不佳的例子，就能排除苦難這個因素而研究援助的效應，從而清楚看到援助對成長有何影響。有哪些例子呢？相較於小型國家，大型國家獲得較少的援助便是其中一例。政治上偏袒的盟邦或前殖民地獲得較多援助，則是另外的例子。如我們所見，這兩個思想實驗沒有一個得出援助具備正面效應的結論，反而輕易便招來質疑。

上述告訴我們什麼呢？不同的學者以不同方式面對。其中一些人認為，統計分析太過模糊，因此不能找到答案，因為檢視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援助和績效，完全無法為這個問題找到解答。我個人對於研究結果抱持較正面的看法，但對於援助則是非常負面。許多捐助者仍然相信液壓概念，認為對窮國提供其原先難以負擔的資本，會讓他們有較佳的未來。但這和數據並不一致，因為援助不能像投資一樣運作，且事實上這整個想法一點道理也沒有，因為許多窮國不欠缺使用國際私人資本的管道。不論較小型的國家或政治上受到偏袒的國家，成長並沒有比較快，此一事實也是對援助的反證，但當然不是絕對如此，因為或許有其他因素造成大型國家成長較快、政治上受到偏袒的國家表現較差，但援助和成長的負向關係仍值得深思。許多政治上受到偏袒的國家是貪腐的，這不能被視為藉口，除非我們能證明，將不設限的援助給予較「佳」的政府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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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富國要付出的成本並不高，甚至是零。有些策略很可能在政治上較為可行，像是事先市場承諾等策略已經小規模應用，且所有這些策略都沒有對窮國金援所造成的連帶問題。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有強烈的道德感，認為應該幫助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更富有，他們來找我談話，而我想要與他們討論的正是這些想法，讓他們不要再設想捐出未來十分之一所得這類行動，並且不要利用他們通常具備的強大說服才能去增加對外援助的金額。我告訴他們，從他們自己的政府著手，說服政府停止傷害窮人的政策，並支持讓全球化有利於窮人、而非傷害窮人的政策。這些是我們促進現在仍受困的人們展開大脫逃的最佳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