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現在的生活幾乎勝過歷史上任何時期，富人增多，貧民減少，人類壽命延長，為人父母者不再動輒眼睜睜看著膝下兒女死去四分之一。不過，全球仍有千百萬人生活在赤貧和早逝的恐懼中，這世界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
不平等往往是進步的結果，每個人不可能同時致富，也不可能立即獲知最新救命方式，無論是取得乾淨水源、抗毒疫苗，還是預防心臟病的新藥。不平等也會反過頭來影響進步，這或許是好事，例如印度孩童明白教育的好處之後願意上學；又或許是壞事，因為贏家可能抽走他們身後的梯子，試圖阻擋別人追隨他們的腳步，新富階級說不定會利用他們的財富左右政治人物，為自己不需要的公共教育和健康照護設限。
本書談的是人類如何改善各種事物、進步如何與為何發生，以及進步和不平等如何交互影響的故事。

電影《大逃亡》
好萊塢名片《大逃亡》係根據布雪爾（Roger Bushell）的英勇事蹟改編而成——該片將他改名為巴特雷特（Roger Bartlett），由艾騰博若（Richard Attenborough）飾演。布雪爾是南非人，二次大戰期間投效英國皇家空軍，在前線遭德軍擄獲，屢次逃跑又被抓。電影中描繪他第三度脫逃時，有兩百五十名俘虜隨他一起通過他們在第三集中營裡挖掘的隧道，以及敘述他們如何擬定逃亡計畫；足智多謀地建造代號「湯姆」、「迪克」與「哈利」的三個隧道；在警衛監視下趁機縫製便服（戰俘須著囚犯裝，逃亡時改穿平民裝可掩飾俘虜身分）和偽造文書，最後只有三名戰俘成功逃走，其他人悉數就逮，布雪爾本人則在希特勒一聲令下直接遭到處決。然而，這部電影的重點不在只有少數人成功脫身，而是強調人類即使在極度艱困難的環境下仍一心嚮往自由。
本書提到的自由，是指擁有幸福生活，並設法把人生變得有價值的自由。若生活貧困、物質匱乏、健康不佳，便毫無自由可言。大多數人類長期以來皆處於貧病交加的狀態，迄今仍有極大比例的人口遭此命運。我將敘述人類一再逃離這種牢籠、如何及為何產生逃亡行動、後來發生何種結局的故事。這也是個物質與心理一起進步、人類走向更富裕更健康，以及掙脫貧窮束縛的故事。
我在書名副標中使用「不平等的起源」，是因為想到電影裡那些未能逃脫的戰俘。所有俘虜本可一直待在集中營裡，後來卻發生少數人逃走，有些人死亡，有些人遭到遣返，有些人從未離開的結果。大多數「大逃亡」的特質是：並非人人都能成功，但這項事實卻未曾減少人們對逃亡行動的渴望或欽佩。然而，當我們思考逃亡下場時，不但要想到電影裡的幾位英雄，也要顧及被留在第三集中營和其他戰俘營的眾囚。我們為什麼應該關心他們？電影當然不在乎他們的死活，因為他們不是英雄，只是配角，而且沒有哪部電影會取名為「大遺棄」。
然而，我們還是應該想到他們。畢竟，未能逃離德國集中營的戰俘人數，遠超過逃跑的少數人。他們會成為逃亡行動的真正受害者，因為可能遭到懲罰或被剝奪人權。可以想見的是，警衛肯定會更加嚴密監視出逃行為。某些戰俘的逃亡之舉，是否會刺激還留在集中營的人起而效法？他們必定已經得知逃逸者研擬的脫身技巧，因此或許可避免重蹈覆轍。另外，他們是否會因為逃亡困難重重、成功機率有限而喪失落跑勇氣？或是因為嫉妒逃亡者、對自己成功脫逃的機率不樂觀，而變得鬱鬱寡歡，導致集中營裡的狀況惡化？
「大逃亡」和所有好電影一樣，為現實故事提供了不同的詮釋；逃亡的成功和興奮在片尾煙消雲散，大多數出逃者只獲得短暫的自由。人類大約自兩百五十年前開始不斷逃離死亡和貧窮，迄今未曾停息，但這種狀態未必能永遠持續，許多威脅——氣候變遷、政治挫敗、疾病蔓延、戰爭爆發——都有可能為它劃下句點。從前的人類為了提高生活水準所展開的逃亡行動，確曾遭到這類勢力的阻擋。我們固然可以也應該慶祝這些成就，但沒有理由接受思慮不周的必勝心態。

經濟成長和不平等的起源
人類的許多重大進步事件，包括常被認為有利無弊的進展，都曾帶來不平等的後遺症。十八、九世紀在英國掀起的工業革命，一方面創造了經濟成長，讓千百萬人擺脫物質匱乏的窘境，一方面也導致歷史學家所謂的「大分歧」（Great Divergence），英國、西北歐和北美洲先後與其他地區形成差距，在西方和他國之間豎立了迄今無法縫合的巨大鴻溝。如今全球的不平等，泰半是現代經濟成長所致。
我們不應該認為，在西方出現工業革命以前，世界其他地區始終貧窮落後。距哥倫布展開航海探險的數十年前，中國已相當進步富裕，有能力派遣鄭和率領一支龐大船隊出洋——相較於哥倫布的木槳船，中國船猶如航空母艦。鄭和下西洋的三百年前，開封城已是擁有許多煙囪工廠、人口高達百萬的大都會，規模不下於八百年後的英國工業重鎮蘭開夏。中國的印刷廠曾印製大量書籍，價格便宜得連收入微薄的升斗小民都有能力買來一睹為快。可惜中國和其他地區在那些年代一概未能持續發展經濟，更遑論開啟不斷成長的繁榮盛世。一一二七年（宋欽宗靖康二年），北宋首都開封城（當時稱為汴京）遭到女真族入侵，他們原是來幫北宋攻打遼國的，後來卻進犯戰力疲弱、國庫空虛的北宋；由此可見，如果你想跟危險的軍隊結盟，最好先確定他們已獲得豐厚的酬勞。亞洲的經濟成長因君主貪婪、戰事頻傳，或兩者兼具而時起時落。世上某些地區直到最近兩百五十年前，才持續出現長期經濟成長，並導致國與國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經濟成長是將國際所得推向不平等的引擎。
工業革命和大分歧可謂歷史上比較良性的逃亡結果，不利的後果則是某國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手段達到進步。在工業革命爆發前的大不列顛帝國時代（十六至十七世紀），英國與荷蘭是亂世中經濟發展得最好的國家，兩國人民因而受惠。到了十八世紀的一七五○年，倫敦與阿姆斯特丹的勞工薪餉高於德里、北京、瓦倫西亞和佛羅倫斯的工資；英國工人甚至買得起少數奢侈品，例如糖和茶。然而，被西方征服和洗劫的亞洲、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居民不但身受其害，許多人還遭到經濟和政治機構的箝制，以致於連續數百年無法自貧窮和不平等之中翻身。
現今的全球化一如過去的全球化，也產生繁榮與不平等並存的現象。不久以前尚屬貧窮之地的中國、印度、韓國和台灣，利用全球化獲得了遠超過現代富裕國家的高速成長。他們脫離比較貧窮的國家（如非洲多數國家）之列後，也創造了新的不平等。有些國家逃脫，有些國家留下。全球化和新的發展模式持續讓富裕國家愈見繁榮，但成長減慢——不如高速成長的窮國，也比不上昔日的富國。大多數國家成長趨緩後，國內人民的貧富差距隨之拉大。少數幸運者獲得巨額財富，享有連數百年前最偉大的君主和帝王都要稱羨的生活型態，但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物質財產卻增加得不多，有些國家（含美國）中產階級的所得分配情況不比父母那一輩來得好。當然，他們的生活還是較前幾代先人幸福很多倍，那是拜先民逃亡行動之賜。然而，許多現代父母並不認為目前是物質豐碩的黃金時代，因此多少總會為子孫的前途感到憂心。
當不平等與進步如影隨形時，倘若我們只看到一般人的進步，更糟的是只看見成功者的進步，就犯下了以偏蓋全的嚴重錯誤。以往大家只談論在先進國家發生的工業革命，而輕忽其他國家的發展，儼然那些地方什麼事也沒發生，或者從未發生過任何事。這不僅漠視了絕大多數人的努力，也忽略了受到傷害或遭到遺棄的人在身不由己的情況下所做的貢獻。我們描述「發現」新世界這件事的時候，不能光看它對舊世界的影響。只觀察某些國家內部的平均進步狀況（例如國民所得成長率），無法判斷該國的進步成果是由大眾廣泛共享（比如美國在二次大戰過後二十五年的情形），還是被一小群大富豪獨吞（像是美國最近的局面）。
我提到的物質進步故事，兼顧了成長和不平等的情節。

所得與健康並重
現代人在健康方面的進步也和財富的增長一樣令人矚目。二十世紀以來，富裕國家的國民平均壽命延長了三十歲，如今每十年持續增加兩、三歲。從前許多幼兒還來不及過五歲生日便魂歸西天，現在的孩子大都能活到白髮蒼蒼的年歲。過去的成人步入中年以後可能死於心臟病，現代的中年人則可以活著看到孫兒長大成人上大學。在人生值得活下去的理由當中，壽命延長肯定是最要的一項。
健康的進步也帶來不平等的現象。過去五十年，吸菸有害健康的知識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但率先戒菸者都是受過教育、財力較高的專業人士，富人與窮人的健康狀況因而產生了某種差距。一九○○年左右，細菌會致病的觀念尚屬於新知，專業人士及知識份子則是最早應用這類新知的一群人。半個多世紀以前，人類已懂得利用疫苗和抗生素防止孩童死亡，然而目前全球每年仍有大約兩百萬名孩童死於可藉疫苗預防的疾病。巴西聖保羅或印度德里的有錢病人，可以在世界級的現代醫療機構接受治療，但是住在這些醫院一、兩英里以外地區的貧窮孩子，卻因為營養不良和染上本可輕易預防的疾病而殞命。健康的進步為什麼會產生如此不對等的結果，原因隨不同的情況而有別。窮人為何比較可能吸菸，以及許多貧窮孩童為何沒有注射疫苗，就來自不同的原因。這點留待後文說明，現在只強調一個重點：健康的進步造成健康的差異，和物質的進步造成生活水平的落差，兩者道理是相通的。
這些「健康的不平等」是現今世界面臨的一大不公平現象。當新發明或新知識出現後，某個人肯定是第一個受惠者，不平等的情況勢必得再過一段時間才會顯現出來。為了防範大家的健康出現新的差距，而打算封鎖吸菸有害健康的知識，雖是荒誕可笑的作法，但窮人吸菸的可能性依然比較大。性命垂危的現代非洲孩童若是生在六十年前的法國或美國，不見得會喪命。為什麼這些不平等一直存在，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狀況？
本書探討的兩大主題是：物質生活水準（以國民所得來表示）和健康。兩者不僅是幸福生活的要件，本身也不可或缺。把健康和所得放在一起討論，可避免今人常犯的一個錯誤：讓知識走向專業化，導致各專業對人類幸福的定義抱持狹隘的看法——經濟學家只關心國民所得，公共衛生學者只看死亡率和患病率，人口學家只在乎出生與死亡人數，以及人口規模。這些因素都能促進人類的幸福，然而沒有一項代表幸福。我認為這句話的意思表達得夠明白了，但這種論點會招來哪些問題就不得而知了。
經濟學家——我的同行——認為，如果人們更有錢，生活會比較幸福。目前為止，大家都接受這種看法。因此，假設少數人發了大財，而且大多數沒什麼錢或身無分文的人並未損失利益，經濟學家往往就會聲稱世界變得比較幸福了。他們很喜歡引用所謂的帕累托準則（Pareto criterion，帕累托為義大利經濟學家）：只要沒有人利益受損，就表示社會整體幸福改善了。然而，若是採取過度狹隘的幸福定義，那麼接受帕累托觀念就沒有什麼好處。人類可以擁有更幸福的生活，但不是只提高物質生活水準就夠了。假設富人獲得較好的政治待遇，或者暗中破壞公共衛生或公立教育體系，讓窮人在政治、健康、教育上損失利益，那麼就算窮人可能獲得一些金錢補償，也不會過得比較幸福。我們不能單憑物質生活水準（收入多寡）來評量社會福祉或公義，然而經濟學家卻習慣且錯誤地應用帕累托的所得理論，而忽視其他的幸福條件。
當然，只關心健康或任何一項幸福元素，也是錯誤的。改善醫療服務，確保需要就醫者都能獲得照護，固然是件好事，但我們不能不先考慮成本，就安排醫療優先順序，也不應該拿長壽作為評量社會進步的依據；雖然國民平均壽命較長的國家生活過得比較幸福，但如果那個國家實施極權專政就另當別論了。
要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幸福，不能光看一般狀況而忽視不平等現象，也不能只注意一部分或少部分情況而忽略整體表現。其他的幸福要素還包括：自由、教育、自主、尊嚴，以及社會參與能力。不過，由於篇幅有限，本書只討論兩個幸福要件：健康與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