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節錄）

《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台灣譯為《第三集中營》）是部電影，描繪二次世界大戰戰俘逃出集中營的故事。本書提到的大逃亡，是指人類擺脫貧窮早逝、設法改善生活、為後代人鋪路的過程。

我父親就是一名逃亡者。一九一八年，他在英國南約克夏（South Yorkshire）煤礦區的窮礦村舍克洛夫（Thurcroft）出生。他的祖父母早年放棄了務農，巴望著能在新礦場擁有較好的生活。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的長子，也就是我爺爺上過沙場，戰後重返礦坑工作，後來升任工頭。我父親成長於一戰與二戰中間那段時期，沒有受過太多教育，因為舍克洛夫村只有幾個孩子能讀到高中。他在礦坑幹過各種差事，志向跟其他男孩一樣：期許將來有機會從事體面的工作，可惜事與願違，因為一九三九年他被徵召入伍，銜命前往法國加入出師不利的英國遠征軍。這支軍隊吃了一記敗仗後，我父親被送到蘇格蘭接受突擊隊訓練，在當地認識了我母親，並且相當「走運」地染上肺結核，被迫離開部隊住進療養院。說他走運，是因為當時英軍在挪威的突擊行動潰敗，他差點就必死無疑。一九四二年，我父親被軍隊遣散之後，便和我母親成婚。她是一名木匠的女兒，家住蘇格蘭南部小鎮格拉歇爾斯（Galasheils）。

雖然我父親在約克夏未能讀到高中，但曾進夜校學習有用的採礦勘測技術。一九四二年，因勞工短缺之故，擁有這些技術讓他在愛丁堡一家土木工程公司成為備受歡迎的工友。後來，我父親也立志成為土木工程師，幾乎毫無相關基礎的他經過十年的努力，終於取得工程師資格。那是一段和數學及物理學艱苦奮鬥的過程，他在愛丁堡就讀的夜校現稱海瑞瓦特大學（Heriot-Watt University），我從該校最近寄給我的父親成績單看得出來，他在校期間確實念得很辛苦。接著，我父親在蘇格蘭波德斯郡（Borders）覓得自來水工程師的職位，並且買下我外婆住過的鄉間木屋，據說蘇格蘭歷史小說家兼詩人史考特男爵（Sir Walter Scott）曾偶爾去那兒作客。一九五五年夏天，我們家從只有煩悶、灰暗、陰沈氣候的愛丁堡，搬到了有樹林和山丘，還有鱒魚小溪，而且陽光普照的鄉下村落。對我來說，搬家就象徵一次大逃亡。

我父親和全天下的父母一樣想確保我的日子過得比他好，於是設法說服當地學校裡的幾位老師為我做課外輔導，讓我順利通過了愛丁堡一所貴族公校（其實是私立學校）的獎學金申請測驗。該校每年的學費不是我父親的薪水所能負擔，我通過測驗後，就和另外一個孩子成為同齡者當中僅有的兩名免費入學的學生。我從劍橋大學數學系畢業後，相繼在英國學界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我妹妹則在蘇格蘭念大學，後來也成為學校教師。在一堆堂親表親中，只有我們兄妹進過大學，上一代長輩當然也沒有這種機會。我父親的兩個孫子都住在美國：我女兒是芝加哥某大財務規劃公司合夥人，我兒子則是紐約某大避險基金公司合夥人，姊弟倆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接受豐富多元的教育，無論就課程深度、機會廣度、教學品質而言，都遠勝過我在劍橋大學枯燥狹隘的求學經驗。他們擁有的生活水準超乎我父親的想像，幸好他很長壽，還能欣慰地看到孫兒孫女過得有多幸福。我父親的曾孫們也生活在一個充滿機會的富裕世界，而對約克夏煤礦區的居民來說，要擁有那種生活簡直是遙不可及的幻想。

我父親逃離舍克洛夫村這件事，是揭開本書主題的一個例子。他出生在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算是非常貧困的環境，辭世前卻過得相當富裕。我手邊沒有約克夏煤礦村的人口統計數字，不過就我所知，一九一八年英國每一千名新生兒中，有一百多人活不到五歲，舍克洛夫村的幼兒夭折風險可能更高。如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孩童成長到五歲的機率，說不定還比一九一八年在英國出世的孩子來得高。雖然我外公在礦坑遭到一架失控台車撞擊而英年早逝，但一九一八至一九年流感大肆蔓延時期，家父和我祖父母都逃過一劫。我父親年輕時曾染上有「死亡隊長」之稱的肺結核，後來卻能活到九十高齡，他的曾孫們也很有機會成為百歲人瑞。

現今的生活水準遠高於一世紀前，有幸在童年逃離死神掌心的人口增加了，而且平均壽命相當長，得以享受繁榮富足的生活。我父親在世近百年之後的現在，每一千名英國孩童只有五個未滿五歲的孩子夭折（死亡率○‧○○五％），這數字略高於一九一八年約克夏煤礦區（舍克洛夫礦坑於一九九一年關閉）的幼兒存活率，但是僅占當時早夭人數的一小部分。我父親無福享受的教育機會，現代人視為理所當然。我小時候每十名與我同齡的英國孩子當中，長大後能進大學的還不到一個，如今絕大多數人都能接受某種高等教育。

我父親的逃亡以及他為子孫們打造的未來，雖稱不上什麼了不起的故事，在當年卻極為罕見。他在舍克洛夫村的許多同輩，能取得專業資格者少之又少，我母親的姊妹和配偶也沒這個機會。一九六○年代，一條貫穿蘇格蘭波德斯郡的鐵路關閉之後，我舅舅便再也無法多兼幾份差事勉強養家活口，只好攜家帶眷移民澳洲。我的下一代能享有良好穩定的經濟條件，是因為他們（和我們夫妻）格外幸運；許多別人家的孩子雖有受過高等教育、經濟能力不差的父母，但也必須和爸媽一樣力爭上游，我們的許多朋友也總是在擔憂子女的前途和孫兒的教育。

從另一方面來看，儘管我父親和家人在一群壽命較長、財富較多的人口當中活得較久也較好，不過並非每個人都像我父親這麼努力或上進，也不是每個人都跟他一樣幸運。我父親比任何人都勤奮，但他的運氣也很重要——幸運地沒有在童年夭折、及時被戰爭從礦坑中拯救出來、未曾參與失敗的突擊行動、沒有死於肺結核，而且在易於謀職的勞動市場找到工作。逃亡是拋棄他人的行為，幸運之神只眷顧某些人；雖然他製造了許多機會，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抓住那些機會的能力和決心。因此，進步的故事也是不平等的故事，現在更是如此。美國的榮景與普世的境遇背道而馳，世上仍有許多人在為生活掙扎，成功者寥寥無幾。我們看到全球都出現同樣的進步模式——有些人逃走，將其他人遺留在貧窮、匱乏、疾病、死亡的世界裡。

本書討論的是進步與不平等之間永無止盡的共舞關係，也提到進步導致不平等的過程，以及不平等有時可促成進步（例如為他人指引出路，或者提供迎頭趕上的誘因），有時卻無助於進步（例如已逃亡者藉破壞逃脫路線來保護個人地位）的現象。這個故事已經被說過很多次，但我想換個新方式來敘述。

一般人很容易把脫貧跟金錢扯上關係，認為只要有更多錢，就不必痛苦地忍受不知道明天的食物是否足以裹腹的焦慮，也不用害怕急難發生時家裡沒有足夠的支應現金，導致全家人深陷愁雲慘霧中。有錢的確重要，但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健康和生計獲得長期改善才有機會富裕起來。有些父母不時得擔心和面對子女的死亡，某些母親以為生十個孩子可能會有五個存活下來，這兩種情況都反映出許多人因生活極度貧困而對金錢匱乏備感恐慌的事實。古往今來，子女生病和死亡永遠是成人揮之不去的夢魘，窮困潦倒的生活往往降臨在某些命運相同的家庭身上，而且彷彿他們的夥伴似的三番兩次登門拜訪。

坊間專門談論財富或不平等的著作不在少數，還有很多論著以健康為主題，有些書籍探討健康與財富的共存方式，以及健康不平等所反映的財富不平等。我則是利用經濟學家的身分跨越到人口專家和歷史專家的領域，在這本書裡同時訴說財富與健康的故事。若只偏重兩者之一，便無法完整剖析人類追求幸福和生活價值的歷程。大逃亡不受學科界線的侷限。

在成為經濟學者的過程中，我受過很多人的提攜，其中對我影響最深者，當推英國經濟學家史東（Richard Stone，一九八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我從他身上了解到如果缺少評量工具，我們對某些狀況所能提供的解釋是多麼有限，以及正確說明這些狀況有多重要。我也從印度經濟學家沈恩（Amarthya Sen，一九九八年因對福利經濟學貢獻卓著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身上學到如何思考生活價值，以及應該從整體而非片面地研究一國的幸福。幸福的評量即為本書的討論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