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交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等一通電話」

台灣人口譯林麗韞在北京參與日中邦交正常化這段歷史性的過程時，另一位台灣人外交官，則在東京見證了日本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畫上句點。

如果說日中邦交正常化是站在「光」的下面，那麼，日華斷交就屬於「陰影」的部分。相較於東京和北京都對邦交正常化過程留下了詳細的紀錄，東京和台北經歷了斷交這麼重大的事件，兩方面留下的紀錄卻都非常少。這固然反映出當時東京方面所關心的焦點和天平偏向的一方，同時台北方面因為斷交的過程受了重創，似乎不太敢直接面對斷交的殘酷事實，也沒有心情留下有系統的紀錄。

「我是在大正十二年，也就是中華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年的七月十八日出生在現在的台南縣佳里鎮。我是個鄉下長大的孩子。」林金莖這麼形容自己。他是唯一一位在東京目睹日華斷交的台籍外交官。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夜裡，他接到外務省高級官員的一通電話，於是這齣日華斷交的劇碼就以駐日中華民國大使館為舞台，一下就走到了結局。

「九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我在東京的官邸等電話。大概是在晚上九點的時候吧，外務省事務次官法眼晉作打電話給我，說：『明天早上九點，可以和彭孟緝大使一起來一趟外務省嗎？有重要的事。』我那時候就覺得『啊，終於還是走到斷交這一步了。』於是馬上打電話給鈕乃聖公使，向他轉達法眼審議官的話。」

在發生斷交的一九七二年九月，林金莖是駐日中華民國大使的政務參事官，距離筆者對他的採訪時，已事隔三十多年，但他依然對日華斷交前一晚的事如歷歷在目。

在九月二十八日的夜晚，田中和周恩來之間的第四輪首腦會談圓滿結束，而前一天晚間田中角榮與毛澤東也已順利會晤，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經進入倒數計時的階段，而位於東京元麻布的中華民國大使館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正在大使館周圍採訪的台灣記者，也都感到日華兩國似乎在下一刻就要斷交了。

在當時中央日報東京特派員黃天才的回憶錄中是這麼寫的：
「九月二十八日晚間十時前後，我在家中接到日本外務省次官法眼晉作辦公室的電話，（當時，首相田中及外相大平都在北京訪問，有關日本與中共建交的事，東京就由法眼當家。）法眼次官邀約中國（筆者註；指台灣）記者於九月三十日清早八時在東京帝國飯店四樓『桂之室』進早餐，談今後中日問題。我接到這個電話後，知道北京的談判一定有了重要發展，遂立即打電話給大使館的鈕乃聖公使，把法眼邀約中國記者們早餐的事告訴他，並向他探詢有無其他消息；鈕公使告訴我，法眼次官當晚九時也有電話給大使館政務參事林金莖，請彭大使於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到外務省，有事『面議』云云。鈕公使在電話中說：情勢已十分嚴重了，大家心裡應該有所準備。」

在二十八日晚上十一點，日本各電視台馬上以新聞快報的方式，報導「日中共同聲明將於日本時間二十九日早上十一時發表」。台灣各媒體派駐東京的特派員也都將這個重大新聞傳回台北，嚴陣以待明天即將到來的重大新局面。

二十九日天一亮，中華民國大使館的職員就都已一早聚集在大使館。駐日大使彭孟緝隨同林金莖等人，一同前往外務省。

「早上九點，彭孟緝大使、鈕乃聖公使和我，三個人一起搭著大使的公務車到外務省。下車之後，秋雨漸漸大了起來，公務車的車頭插著的中華民國國旗，也被雨淋濕了。我們三人看著淋濕的國旗，心裡一邊沉重地想著『中華民國和日本的關係也就要結束了』，一邊走向外務省。三人在車內都靜默無語。我只記得彭大使問了我一句：『昨晚有睡嗎？』我回道：『沒有，怎麼都睡不著』，於是大使的臉上似乎出現苦笑的表情，什麼都沒說，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法眼晉作次官在外務省等待三人前來。彭孟緝和法眼的對話是由林金莖翻譯的。他對於日本方面的「斷交通告」是這麼描述的。

「法眼次官在字斟句酌之後告知我們：『今天待會兒，很快地就會在北京發表共同聲明，日本政府將承認中共。請各位到這兒來就是為了這件事。』接著又一口氣說道：『台北政府和北京政府雙方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因此既然日本已經決定和中共之間建立外交關係，以日本政府的立場，雖然甚感遺憾，但也無法再維持日華之間的外交關係，望貴方理解。』聽完之後，彭孟緝大使單刀直入的詢問日方『是否要斷交』。而法眼次官的回答是：『儘管我們不想使用這種說法，但這可說是改變承認邦交的對象。若是貴國―他們當時的用語是台灣―希望的話，日本可以與台灣維持政治之外的經濟、貿易、文化、體育等其他各方面的關係。』」

法眼晉作向台北政府方面說明日中共同聲明的內容，而彭孟緝則詢問日方要如何處理《日華平和條約》。台北政府方面也問了要召回大使的時程，法眼則只回答：「其他未決的事務，需要合理的時間進行處理。」直到現在，林金莖都還清楚記得當時雙方的對話。

「彭大使是陸軍大將出身，是什麼都要清清楚楚的性格。聽完法眼的話之後，他便大聲的說：『我知道貴國的意思了。我會盡快向我國政府傳達。不過，日本政府也太豈有此理了。蔣介石總統在戰後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的精神，但是日本竟然以怨報德。我在這裡表達嚴正抗議，請你們自己反省。』」

對於彭孟緝的興師問罪，法眼也只有如下回應。

「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問題，我是遵照田中首相的指示，向各位傳達上述訊息。對於蔣介石總統在戰後對我們展示『以德報怨』的精神，我們心存感謝。不過中共已經發展成大國，與他們的經濟貿易關係也日益重要，我們不可能全然不加以考慮。我能說的，就只有這些了。」

轉述完法眼當時的話之後，林金莖又小聲地說：「其實那個時候，法眼先生也不好受吧。我在翻譯時聽到他的聲音，和平常不太一樣。」

林金莖形容當時兩人之間瀰漫著一股劍拔弩張的氣氛，讓人覺得喘不過氣來，接著又說：「抗議也抗議了，不過對局勢也不會有什麼影響。談話結束之後，我們落寞地離開了外務省。」

中華民國失去了極為重要的鄰國友邦。在日本戰後的外交上，「斷交」也是前所未有之事。

過於簡化的「斷交通告」

外務省所做的「斷交通告」就這樣結束了。彭孟緝在早上十點前就已經回到大使館，急急忙忙地指示使館人員打電報回台北，向台北傳達外務省的說明。

這時候，彭孟緝向林金莖等隨行人員說了些話。

「在返回大使館的車上，彭大使一副茫然若失的樣子，也不說話，氣氛十分凝重。就在進入大使館的建築物之前，彭大使好像曾告訴我們：『大使館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份工作即將開始了。雖然很辛苦， 不過大家不可以喪氣， 要好好地做！』當時大使的臉色好像很不好，但可能是我也很沮喪吧，當時彭大使所說的話和表情，現在竟然完全想不起來了。」

彭孟緝向林金莖和鈕乃聖交代完之後，突然改變方向，一邊一一向周圍的人交代事情，一邊疾步向辦公室走去。

「現在想起來，彭大使應該是為了甩開自己的悲傷，所以一再激勵其他人，並且顯出一副更忙的樣子。彭大使曾在日本的步兵學校就讀，他對日本有很深的感情，應該超過我們的想像。他也有許多日本人朋友。同樣曾在日本留學的蔣介石總統和張群先生應該也是如此。」

二二八事件時，彭孟緝是高雄要塞司令部的司令，年紀較長的台灣人中，對他心懷畏懼或怨恨的人，應該不在少數。像彭孟緝這樣的外省籍軍人，也都超乎一般而言算是「親日」的台灣人的想像，對日本抱有感情，並與日本人往來頻繁，可以想見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之間其實有密切的關係。

早上十一點，大使館的電視開始播放北京的實況轉播，使館內立刻籠罩著一片讓人深感鬱悶的沉默。林金莖形容當時「即使使館同仁互相照面，彼此也都不知道該講什麼。北京的轉播開始不久之後，有幾個人便接到了認識的華僑打來的電話。也有人大聲哭著說：『我們這些中華民國籍的華僑以後怎麼辦呢？越看越不安，連電視都不敢看了。』」

同一天早上在台北，日本駐台北大使宇山厚也前往拜會外交部次長楊西崑，一方面闡明日中共同聲明的內容，並傳達田中首相的訊息：「感謝蔣介石總統在戰後，長期以來對日本表示的友好。」並且告知在共同聲明簽署之後，大平外相所發表的談話將意謂著《日華平和條約》的終結。

大平的談話提到「《日華平和條約》將失去存續的意義，等同於已經終結」，意謂著日本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已正式結束。在發表這番談話之後，大使館外馬上聚集了日本和其他各國的記者，當然也包括台灣的媒體。記者們是為了台北方面的斷交聲明而來的。中午過後、甚至到了接近傍晚時，台北方面都還遲遲未發表斷交聲明。聚集在使館內的記者開始出現了不滿的聲音：「到底什麼時候才要發表斷交聲明呢？這是早可以預期的發展不是嗎？」

在這時候，鈕乃聖苦口婆心地對集結在使館內的台灣媒體記者說：「以前有國家與中共建交，我方就立即宣布斷交時，曾有人批評這是我方所楬櫫的漢賊不兩立原則在作祟。不過，這次的狀況顯示事實並非如此，希望以後不要再出現這種批評了。」而在二十九日早上，外交部指示駐日大使館以非正式的方式，確認日本政府是否當真要與中華民國斷交。鈕乃聖露出不快的表情嘆道：

「外交部似乎還存著一絲希望，認為就算日本與中共建交，也不一定會宣布與我方斷交。如果日方不宣布斷交，好像我方也不打算宣布斷交。我們已經再三說明中共方面的決心已經十分明確了，然而中共與日本展開建交談判的前提條件，便是要與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外交部也應該都了解了。」

鈕乃聖又說：「我們遵照外交部的指示，今早已請賀屋興宣先生（自民黨右派的眾議院議員，曾任大藏大臣及法務大臣。東京審判中作為甲級戰犯被判終身監禁，一九五八年被赦免出獄）與法眼次官確認此事，得到的只是一個冷酷的答案：『隨著日中邦交正常化，《日華平和條約》已失去存續的意義，雙方的外交關係也隨之中止。』外交部遲遲不發表聲明，可能是因為最後再修正成嚴厲一點的語氣吧。」

美國國務院雖然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兩個當事國的問題」，但也正式表明會維持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關係。美國生怕日本的動向會影響其他亞洲各國的判斷，產生滾雪球效應，讓其他亞洲各國紛紛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

「鑑於日本政府此種罔顧（日華平和）條約義務之背信忘義行為，茲宣布與日本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且此應由日本政府負其完全責任。」

二十九日深夜，即將跨到三十日的最後時刻，中華民國外交部終於發表了對日斷交聲明。

大使館關閉之日，全體使館職員流淚撤出

重新翻出日中邦交正常化當時的新聞報導，會很驚訝地發現，對另一方當事人台灣的相關報導幾乎是寥寥無幾。對比當時正為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舉國沸騰的日本，只有在報導大陸方面招待田中一行人的歡迎及歡送儀式這類「慶祝報導」之外，才會偶爾像是突然想到似的，出現對台灣的報導，這使得台灣的形象讓人感到格外悲壯。

在田中訪中之後，各報的標題盡是「治安當局戒備反日示威　日本大使館接到恐嚇電話」（產經／九月二十六日）、「台灣／日本大使館　發表聲明時須戒備暴力」（讀賣／九月二十七日）、「當地大使館對日人全力保護／台灣當局指令　為保護日人全面進入戒嚴體制」（讀賣／九月二十九日）等令人不安的字句。斷交之後，新聞也報導台北方面對日本的不滿，例如：「日本製醫藥品遭燒毀　台灣首次反日示威」、「批評日本重現『珍珠港事變』國民黨報如是說」（日經／十月一日）。

不過，筆者曾對知悉當時狀況的台灣居民和僑居台灣的日本人進行訪談，兩者都表示：雖然一般市民都對斷交深感惋惜，但是進行抗議示威遊行的，其實是由當局所動員的團體為主，在實際的生活中，幾乎是令人感到敗興的平靜無波。當時與日本有貿易關係的台灣商人表示：「前年退出聯合國之後，就知道跟日本斷交只是時間問題。當然與日本斷交還是很令人難過，對於日本這種偷偷摸摸的態度也感到很火大，不過我們比較在意的還是航空路線和經濟關係。」當時還是學生的一位男性也回憶道：「我喜歡石原裕次郎和小林旭，當時很擔心斷交後是不是就看不到日本電影了。」人民關心的其實都是比較實際面的問題。

對於這種種疑慮，外務省表示若是台灣人想要入境日本，會發給提供來自非邦交國家人民的「渡航證明書」，也就是維持過去許可入境的措施，而對於要從日本到台灣的人，則會發給護照。

而日本的經濟界也已冷靜下來，以大型企業為中心，企業普遍都認為「雖然可能有一時的混亂，不過在經濟面應該不至於斷交」（三井物產）、「不可能馬上撤回分公司，或是停止交易」（三菱商事）。也有企業預測「因為台灣和日本在經濟上有密切的連結，所以（台北政府）應該不會採取強硬措施吧」。如航空路線存續這類尚待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自從斷交確定之後，除了表達台北情勢很險惡的報導之外，也零零星星出現了別的報導：「居留台灣的日本人大致平靜　向台北電話洽詢　城市一切如常／飛往台北的飛機幾乎沒有乘客」（日經／九月三十日）。

斷交之後大約過了一個月，大使館於十月二十五日降下了中華民國國旗，林金莖說，他到現在都還記得降旗那一瞬間的事。

「全體大使館職員都泣不成聲。我的心裡也充滿了不甘與悲傷，淚流不止。」

因為遵循與日本的協議，在十月二十六日之後，位於元麻布的大使館就再也不曾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經過了這段令人感到遺憾的時間之後，還有殘酷的現實等在前面。日華斷交之後，必須面對關閉大使館、設立斷交之後的對口機構等問題。林金莖說：「誰也沒有過斷交的經驗，所以完全不曉得要做什麼事。這就像沒有人有死亡的經驗一樣。在這個國際關係面臨重大變化的歷史時期，擔當大任著實令人感到緊張。」在斷交之後，林金莖還繼續留在東京，負責指揮剩下的各類事務之處理。

斷交這種前所未有的事態，讓過去一直是大使館人員的他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斷交之後，日本因為受到中共的壓力，決定要我們將現有的大使館、總領事館等所有財產、房屋、土地都交給中共。最後，我們只好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把大使館的九十幾把鑰匙交給交流協會。和日後跟美國斷交的情況相比，美華斷交時，我方在美國國內的資產都受到保護，日本方面的處置實在是很不恰當。」

雖然中華民國政府想和日本方面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因為已經沒有外交關係了，日本方面也不願意再與台北有任何牽扯，林金莖描述當時是「連要和日本方面的誰討論這些問題，都不知道」。這時候，駐日大使館的大使和公使的回國時間也都逐一確定了，中華民國政府這邊充滿了焦急和不知如何是好的情緒。林金莖是這麼說的：

「大家都對我們不理不睬，而時間卻是無情地一直流逝，我們只能持續處在不知所措的心情中。彭大使回國述職的時間已經決定了，我也知道自己遲早會被召回。我對阻止斷交無能為力，真是該切腹了。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決定讓我以顧問的身分留在日本，處理剩餘的事務。後來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成立亞東關係協會作為與日本交流的機關，由馬樹禮先生出任代表，兩國關係從此展開了新的實務關係。這之間大概也來回奔走了三個月的時間。」

兩國斷交之後，東京和台北雙方都仍欲維持實際上的關係，所以都急著成立民間的交流對口機構，但是雙方對於名稱卻僵持不下。

「日本方面希望用『日台交流協會』，不過我方無論如何都希望名稱能夠冠上『日華』。日本方面認為『華』這個字帶有中華民國的影子，所以無論如何不想使用，同時也不贊成我方對日機構使用『華』這個字。所以我方後來提出折衷方案，表示既然日本和中華民國都位在亞洲的東部，不如就叫『亞東關係協會』，但日本方面仍然感到猶豫。所以最後既未使用日台，也未使用日華，而是叫做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從林金莖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台北和日本兩方的態度落差。對於與台北維持關係一事，日本方面的態度相對消極，但台北方面卻是極力想要維持對日關係。

中華民國大使彭孟緝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台，而日本大使宇山厚也在三十日歸國，之後於十二月一日，在東京成立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由經濟團體聯合會副會長堀越禎三出任會長。接著在隔天十二月二日，於台北成立亞東關係協會，會長則是台糖董事長張研田。日本駐台大使館接著在十二月五日關閉，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熄燈，核發簽證等業務則移交給上述兩協會。從斷交到撤回大使共經過兩個月，到大使館關閉則是三個月，而兩協會的職員幾乎都是大使館時代的職員。從這些現象中，可以看出日華斷交有多麼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