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周恩來疼愛的「關西腔台灣人口譯」

「周總理接見日本客人時，有時候會提起我的經歷──台灣出生、但在日本神戶長大，『小林雖然是台灣出身，但在神戶長大，所以她的日語是關西腔。在中國來說就是蘇州腔』。中國人認為蘇州腔比較柔軟，關西腔也是，由女性講起來比較好聽。」

時至今日，林麗韞對周恩來的聲音和表情，都還像是昨天才發生般的歷歷在目。

當時，林麗韞是中聯部（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外聯絡部）的日語翻譯人員，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會談過程中，擔任周恩來的口譯，可以說是肩負著「中國之聲」的重責大任。正確的發音、隱約的關西腔──透過她的聲音，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率領的日本政府代表團聽到了中共首腦的言論。

「那時我真的是全心投入的，雖然當時口譯的內容已經不完全記得了，但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之間，我一直和周總理同進同出的興奮和喜悅感，一生都不會忘。」

林麗韞在西元一九三三年出生於台灣中部的台中清水，在戰爭中到戰後時期，是在日本度過的，之後又前往中國大陸，成為歸國華僑的一員。她陸續擔任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口譯，因此成為最接近當時中共權力核心的台灣人。

中共周遭的國際環境正發生激烈的變化──中共與蘇聯的對決漸趨白熱化，美國開始與中共接近，而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也發生變動；也是在此刻，日本與中共之間開始邦交正常化的談判，這件事將會大大影響到東西冷戰狀態之下雙方的平衡，所以極為受到全世界的矚目。

當中共要進行重要的外交談判時──就像季辛吉和尼克森到北京訪問──通常會邀請對方的元首或代表到北京進行談判。有人認為這是「為了讓對方配合中共步調進行談判的常用手法」。因為這次也計畫讓日本的首相到北京來進行談判，所以也有些觀察家認為：這又是要依中共的步調進行建交的談判。不過，其實幕後的實情卻不必然是如此。談判從一開始就圍繞著核心議題──「戰爭狀態的終結」問題──僵持不下，也就是如何看待一九五二年的《日華平和條約》中「台灣問題」的處理。林麗韞是這麼回顧這段歷史的。

「已經到了要兩國首腦面對面的階段，自然不會事前毫無準備。不過，當時其實也覺得，好像非見面談不可。這並不是說在談判開始前，雙方就已經對所有細節取得共識了。其實當田中首相到達北京時，中方都還不確定這次邦交正常化的談判能否成功。」

林麗韞也承認，「就像日方的報導一樣，在談判時，中日雙方都有尖銳的交鋒。」

田中抵達後，緊接著於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雙方首腦的第一次會談。這次會談圍繞著如何儘早解決戰後的各項處理和台灣問題。一開始，雙方先針對複雜的經濟局勢互相試探。周恩來一發言就具體指出「半世紀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並且激烈的描述「我方因此而蒙受的犠牲」，他聲色俱厲的陳述，讓在場的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認為「實在是非常的咄咄逼人」。

相較於此，田中角榮則是稍微提高音量的說：「你們國家連選舉都沒有，我的國家可是會舉辦選舉的。我自己說不定會被暗殺呢。」他表示在日本國內，也都還存在著反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意見，但他自己卻排除萬難來到了北京。而周恩來也回說：「在我的國家，像這位口譯這樣的年輕人之間，也存在著反對的聲音」。

日本自民黨內部，當時有以「青嵐會」為首的親台灣派，這些親台灣派的不滿聲音甚囂塵上。當時日本的主流輿論雖然大抵支持日中邦交正常化，但是對於與台灣政府斷交，卻明顯偏向不支持的態度。

田中首相說自己「說不定會被暗殺」，也不完全是誇大其詞。其實，就在田中出訪大陸的前一天晚上，才在世田谷逮捕了想要暗殺他的右翼分子，田中和外務大臣大平正芳、二階堂也都分別接過恐嚇電話，各處都被指稱有不穩定的狀況。日本警視廳也因田中訪中而加強管制，對右翼和部分極左團體嚴加監控。

另一方面，北京方面也在控管田中訪中一事，並開始向國內宣導「必須把日本的軍國主義這一部分和日本的國民區分開來。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一樣，都是之前戰爭下的受害者」。一九七二年距離戰爭結束才剛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很容易想像當時有許多中國人，對於與日本的戰爭還記憶鮮明，對於在戰爭中受害，也還感到義憤填膺。而且中共自己從文革時期一直到田中内閣上台之前，都還一直在批評佐藤榮作内閣是「與美帝勾結、圖謀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反動政權」。

當時的大陸理應不可能有人對毛澤東的決定抱持異議。不過，因為預先料到在對日談判時，必定會涉及戰爭賠償等敏感問題，所以也有必要對政策的急轉彎預留伏筆。

也不只是戰後一些待處理事項的問題而已。還有台灣問題、日美安保問題等與國家安全保障密切相關的重大議題，在過去也都懸而未決。在二階堂的回憶錄中就曾提到：

「與台灣相關的問題很多，可以說都十分棘手，田中詳細說明了《日華平和條約》的後續處理，以及拉近與中國的關係之後，對《日美安保條約》將造成怎樣的影響。而周恩來總理對此則表示：『日本對台灣，可保持與過去相同的經濟交流、人員交流、文化交流。我們對此並不干涉』。」

田中表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大前提是必須維持《日美安保條約》，因此周恩來接著又對田中表示：「這也無所謂。日美關係是日本和美國的問題，日本要堅持對日本而言非常重要的安保條約是理所當然的」。北京方面過去以來一直對日美的安保體制極度批判，但從談判的第一天開始就擺出容忍的姿態。

在會談的第一天，周恩來便提出「求同存異（大方向相同，但容許小差異）」的訴求，田中也回應了這種說法，不過日中雙方在展開談判時，都還是帶著不安。

「添了麻煩」的發言內容讓氣氛為之一變
這天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歡迎晚宴，席間，田中說出「ご迷惑（添了麻煩）」的發言，在其後的談判過程中一直引發爭議。田中先是提到日中之間的交流已維持兩千年了，接著又提及「不過很遺憾的，在過去數十年間，日中的關係經歷了不幸的演變。對於我國在過去數十年間對中國國民『添了許多麻煩』，我想在此表達深切反省之意」。

當時林麗韞剛好翻譯完周恩來的歡迎詞，在空檔聽到這席話。她回憶道：「當日本方面的口譯人員把『ご迷惑』翻譯成『添了麻煩』講出來，在會場的全體人員頓時一片嘩然」。

「日本方面沒有什麼不同，不過中國方面瀰漫著一股不尋常的氣氛。擔任英語口譯的唐聞生事後說：『發動那麼大的戰爭，卻只用「添了麻煩」一語帶過，不會太一派輕鬆了嗎？』一向敦厚的周總理，也對這句話感到十分不滿。」

如同林麗韞所說的，北京方面沒有打算隱藏他們對田中的「添了麻煩」發言所感到的疑問和不滿。

日本各報紙在九月二十六日都報導了歡迎晚宴的狀況，各家報紙也都大幅刊登了周恩來用筷子夾菜給田中的照片，強調雙邊的友好關係。不過，也有記者注意到北京方面對「添了麻煩」的發言出現大為不解的表情。

讀賣新聞的特派員森脇逸男便寫到：「田中首相在致意時表示：『對於我國在過去數十年間對中國國民做出如此添麻煩之事，我想在此表明深切反省之意。』在講這句話的時候，田中首相與一向性急的形象不同，是以緩緩的、低沈的聲音表達。但是，對中國人贖罪的話就只有這句了。讓人不禁覺得：難道這樣就夠了嗎，好像有哪裡不足吧？中國方面的鼓掌也戛然而止了。」接著他也提到日本記者們的反應──「『首相太怪了吧。講話的內容和口氣都是沒有下文的樣子……』，連記者之間也對此感到納悶」。

朝日新聞的特派員西村秀俊也以憂慮的口吻寫到：「在田中首相致詞時，每當一段落停頓時，中國方面總是會送上掌聲，但有幾次卻沒有人鼓掌。其中一次就是當他說給中國國民『添了麻煩』的時候。周總理致詞時，對於同一件事是用『災難』來表現。難道周總理是想表達不滿，表示這件事不應該輕輕用『添了麻煩』帶過嗎？」而隔天二十六日便知道，西村的憂慮確實是正確的。

在二十六日的第二次首腦會談中，周恩來便提到田中在前一天的發言。

「幾百萬中國人在戰爭中犠牲了。日本也蒙受了極大的損害，我們絕不能忘記這類歷史的教訓。田中首相說『要反省過去發生的不幸』，我們也同樣認為應該如此。不過，『為中國人民添了麻煩』的說法，反而會招來中國人的反感。在中國，添麻煩這個詞只會用在小事情上。」

林麗韞回憶周恩來還接著說：「『添了麻煩』這句話，是譬如把水濺到女性的裙子上，道歉時所用的話。日方以前所做的事，難道只用『添了麻煩』就可以了結嗎？」二階堂轉述田中此時「還堅持：『不清楚中國是如何，不過在日本，這句話已經涵蓋一切了』」。

當時也參與談判的外務省中國課長橋本恕在事後回憶：「周總理當時幾乎是怒髮衝冠。大平外相的臉刷的一下就慘白了。」

不過，日中雙方對這件事的理解有微妙的不同。林麗韞表示「周總理是以嚴正的口吻清楚說明原則，不過並沒有情緒高漲、飽含怒氣地提高音量」，與橋本的描述有些許不同。

關於向中國賠罪的話要怎麼說，田中在出發之前，於九月二十一日召開的記者會中，便表示他會以「在東方世界最率直的表現法」，確實表達對中國「添了麻煩」。外務省的相關人士透露，當天的翻譯官早就提出警告：「只說添了麻煩，將導致中國方面的不滿」，不過因為執政黨憚於黨內的親台灣派會表示反對，所以決定還是採用這種說法。

橋本恕也表示：「這是我考慮多日、多次推敲，說得誇張一點，是傾盡全部精力才寫成的講稿。當然事前也多次交由田中總理過目，最後決定『就這樣了』。」也就是說，其實不是翻譯的問題，是真的考量當時日本國內的輿論之後，最後決定了這種遊走邊緣的講法。

不過，北京方面如周恩來等人竟然有這麼大的反應，還是出乎日方的意料之外。

二階堂表示「談判中一直出現出乎意料之外的狀況，（中略）有時雙方也會怒顏相向」。這段回憶透露出日本方面也對北京的震怒感到十分困惑。

日中雙方對「一個中國」的攻防
在九月二十六日的第二次首腦會談中，接在「添了麻煩」的發言風波之後，周恩來針對「戰爭狀態的終結」問題也提出嚴正的意見。這既是關於日本政府與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所締結的《日華平和條約》的定位問題，也意謂著日中談判的核心議題──戰爭的賠償問題與台灣定位問題──將被突顯出來。田中二十六日時樂觀的對隨行記者表示：「會在第一次會談就定案」，但真正的瓶頸，其實是在第二次首腦會談之後才漸漸成形。

在這天的首腦會談中，周恩來表示「如果承認蔣介石跟日本之間締結的和約與《舊金山和約》，雙方建立邦交正常化時所遇到的問題就沒法解決了。因為如果承認這兩個條約，就等於表示蔣介石才是正統，我們則不是合法的了。因此，我們希望以中國的『三個原則』為前提，考量日本政府所面臨的困難。」他一再強調《日華平和條約》的不當和無效。

所謂的「三個原則」是「日中國交回復三原則」的簡稱，這可以回遡到一九七一年，當時由公明黨訪中團和中日友好協會所發表的共同聲明。這三個原則包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廢除《日華平和條約》。其實本來是「日中國交回復五原則」，其中還包括「美國自台灣撤兵」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等，不過後來因為聯合國問題已經解決了，加上季辛吉和尼克松等美國高層的訪中讓人充分預感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和解，美軍撤台看起來也是遲早之事，所以便被稱作「日中復交三原則」。北京方面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統性，所以當然也認為《日華平和條約》是不法締結的條約。

周恩來對於《日華平和條約》以及戰爭賠償的問題則有如下言論。

「我們要釐清這是蔣介石的問題。聽說外務省認為蔣介石已經放棄賠償了，所以這件事就不必再談了，我們對於外務省有這種想法感到很驚訝。蔣介石是在逃到台灣之後，而且是在《舊金山和約》之後，才放棄對日求償的。這對他來說是他人之物，不能拿來作面子。但戰爭帶來的損害是大陸在承受的。」

他接著又說：「我們知道要賠償的苦。我們也不想讓日本人民承受這種痛苦。」接著提到外務省條約局長高島益郎在首腦會談前所作的說明，並追問日方：「田中首相來訪中國是為了解決雙方的邦交正常化問題，所以我們為了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也考慮要放棄賠償。但是，我們不能接受因為蔣介石放棄了，所以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的想法。這對我方而言是一種侮辱。我們尊重田中、大平兩位首長的想法，但日本外務省的說法不就是悖離了兩位的想法嗎？」。

不過以日本的立場來說，既然接受了《舊金山和約》，又與中國的代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日華平和條約》，可以說就此結束了與中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因此無法否認這個二十年前簽訂、並經參眾兩院批准的條約。

關於戰爭賠償的放棄，其實是因為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當時急著與日本議和，因此一反先前要求賠償的主張，以放棄求償換取《日華平和條約》的簽署。其後，中華民國政府卻將在恢復邦交時放棄的戰爭賠償，定調為「蔣介石對日本以德報怨」，並大肆宣揚，包括外務省在內的日本政府其實也有些不以爲然。無論如何，日方的主張是以法律為根據，認為日中之間的戰爭賠償問題已經獲得解決，與北京當局的交涉也不是為了建交，而是以「邦交正常化」的名義進行，也就是繞個彎承認北京的政府。北京方面則主張「台灣問題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然而若要日本政府依字面意義接受北京方面的主張，是不可能的。

周恩來對田中強調，北京「無法接受因為蔣介石放棄，所以不必賠償的說法」。不過，其實北京方面也早就知道戰爭賠償的問題會是對日談判的重大瓶頸，在田中訪問大陸的兩個月前，也就是七月二十七日，周恩來便向來訪北京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傳達了北京因「毛澤東的判斷」而決定放棄賠償的想法。這次發言內容當然也傳達給田中了。而當時北京方面也透過內部的指示，宣傳「台灣的蔣介石已經在我們之前放棄賠償了，共產黨的度量當然不可以比蔣介石還小」、「如果在賠償問題上顯示寬容的態度，比較容易讓日本傾向我方」之類的想法。

林麗韞也回憶起在這個時期的內部會議中，周恩來曾口頭提及「不可因戰爭賠償而對日本國民造成壓迫」的官方說法。林麗韞又說，周恩來還提到日本對東南亞進行的賠償計畫，「都是一些已經淘汰的舊式物品，只是重新上漆而已」。從周恩來的說明中，可以讀出「其實日本的賠償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必太過期待」的弦外之音。從周恩來這一連串的言論和動作，也可以看出在北京方面「不可以因戰爭賠償而對日本國民造成壓迫」的官方說法之下，其實也希望早日達成雙方的建交，因此對戰爭賠償的問題等，也儘可能對日本採取寬容的態度，同時在大陸內部也要加強說明，讓人民接受不會從日本獲得賠償之事。

攻防焦點──「波茨坦宣言第八條」
正如同林麗韞所說的：「邦交正常化最大的爭點便是台灣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個中國』的問題、其實是日蔣條約的問題」，雖然中共已在許多方面讓步，例如承認日美安保體制、放棄戰爭賠償，但是對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這個原則，卻絲毫不讓。

在第二次首腦會談上目睹周恩來以高分貝講話之後，田中與大平無法隱藏他們的震驚。兩人在會談結束之後回到下榻的釣魚台迎賓館十八號樓，當時已經過了午餐時間。橋本形容他們進餐時進行了如下的談話。

「大平外相完全無心於眼前的午餐，而且還對田中首相說：『照這樣看來，這次的會談說不定不會有結果了。』田中首相則回道：『不可能的事，就算辦不到也沒辦法不是嗎？如果談判沒有共識，那就這樣回去吧。也只好回去了。』」

大平還不肯罷休地說：「不能就這樣回去」，田中接著回道：「不要為這種事擔心了。政治責任由身為總理的我來扛，你不用再擔心了。說到底啊，像你們這些大學畢業的人，本來就不適合在這種浴血的最後關頭一決勝負啊！」之後田中和大平又聊了些別的，最後終於重振精神，決定繼續努力推動邦交正常化。

北京方面要求在日中共同聲明中，必須明文加註「台灣是中國的一省」，而日本方面則決定加上「日本政府堅持波茨坦宣言第八條的立場」一條，並在「戰爭狀態終結」的宣言中，採用「結束迄今存在於兩國間的不自然狀態」的用語，並在當天晚上作成日本方面的備忘錄。

在這裡提到的「波茨坦宣言第八條」，是因杜魯門、邱吉爾、蔣介石要求履行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而產生的，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確認了東北三省、台灣、澎湖諸島等歸還給中國，但日本在締結《舊金山和約》時，並沒有提到台灣如何歸屬的問題，只提及將放棄對台灣、澎湖等島嶼的一切權利。而一九四五年簽署的波茨坦宣言第八條，指出日本主權必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和約規範決定的小島內。日本之所以提出「堅持波茨坦宣言第八條的立場」，等於透過強調自身主權範圍，避免與北京方面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的主張產生正面衝突。另一方面，北京的解釋則是波茲坦宣言第八條中，表明必須履行開羅宣言，意思就是確認台灣回歸中國。總體而言，雙方的解釋雖然有微妙的差異，但東京方面始終強調維持一個中國政策。

在這天的會談中，周恩來相當直接地陳述了北京方面對於台灣政策、日美安保、中蘇關係的基本態度。他開宗明義的說：「關於《美日安保條約》，我方並沒有打算以武力解放台灣」。因此，「我方對於《美日安保條約》感到不滿。不過，《美日安保條約》可以保持原狀。中日邦交正常化與《美日安保條約》無關。我方並無意讓美國感到為難」，再次表明中方願意接受日美安保體制的立場。

當時日中雙方與蘇聯之間緊張的外交關係，被認為是促使北京和東京建交的隱藏原因之一。針對與蘇聯的關係，中方除了表示「中日友好並不是排他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並未針對第三國」，而且「中日邦交正常化並非針對美國。雖然中日雙方對於蘇聯各有意見，但不想載明於條約或聲明中」，發言十分微妙。

「借一下洗手間」突然成真的田中、毛會談
九月二十七日除了田中與周進行的第三次會談之外，大平正芳、姬鵬飛兩位外交部長則前往萬里長城參觀，並在來回的車上有許多對話，頻繁地交換意見。林麗韞回憶「周總理和田中首相的會談中，並沒有針對共同聲明的內容等逐一交換意見，只針對大原則的問題，例如表明對『添了麻煩』發言的立場等交換意見」。而且「雖然日本方面推測姬外交部長大概是要徵詢周總理的指示，所以有時會離席，不過條文的擬定還是全由兩位外交部長的會談決定」。條文的問題和共同聲明的定案，也是透過外交部長的協商決定。

在第三次首腦會談中，討論到「戰爭狀態終結」的宣言，日本方面提議要用「結束迄今存在於兩國間的不自然狀態」的用詞，而周恩來則提出用「不正常狀態」替代，可以發現雙方的邦交正常化談判正朝向妥協的方向。

林麗韞是這麼回憶的。

「其實在田中首相來訪北京之前，就已經大概知道『一個中國』的相關問題會造成對立了。也知道在日本國內，有一部分輿論要求維持日本跟台灣之間的關係，且十分反對中日邦交正常化。在進行談判時，也發生比一般所知更劍拔弩張的情況，而且對於『一個中國』的相關問題，雙方都堅持不讓步。最後是由大平外相透過對外談話，宣布廢棄日蔣之間的條約。」

「周總理除了堅持原則之外，也擅長靈活的與對方斡旋、說服對方。他是『以理服人』型的政治家，但是當雙方意見歧異時，也不排除以『求同存異』的手段解決。他擅於讓雙方巧妙地取得平衡，並找到最後絕妙的解決方式」，林麗韞強調周恩來的判斷可以做到「軟著陸」。第一次首腦會談將結束時，周恩來也曾對田中提到「求同存異」。

在這天晚上，田中角榮和毛澤東的會晤突然實現了。日本方面的相關人士對於田中和毛何時會談，原本存在著各種臆測，有人認為是田中抵達北京之後立刻會晤，但也有其他各種說法。而田中等人被通知要與毛澤東會談，則是在二十七日當天的第三次首腦會談結束之後，外交部禮賓司長韓敘突然告知：「毛澤東主席準備在今晚八點到九點與田中首相會晤。」一過八點，周恩來就出現在國賓館內，讓田中、大平、二階堂分別乘坐不同的車，前往毛澤東居住的豐澤園。

田中和毛會晤時，是由林麗韞擔任口譯，她回憶當天的情景是：
「我們這些外交談判時中方的口譯官，都在當作談判會場的人民大會堂的一個房間中，整天工作。在第三次首腦會談結束之後，突然通知我們『現在要去毛主席那裡』。那時候還有另一位口譯也在那邊，他是外交部亞洲司的王效賢。時間到了之後，周總理說了一聲：『坐上我的車』，便帶著我們從人民大會堂出發，前往中南海的毛主席官邸。我們這些口譯就和周總理一起坐在後座。」

所謂的中南海是中海和南海兩個人造湖的合稱，位於北京中心部位的紫禁城西側，分別伸向南方和北方，在明朝和清朝都是皇帝的御花園。中共政府成立之後，這裡成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所在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日常起居也都在這裡。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田中與毛的會晤，北京方面有毛澤東、周恩來、廖承志、姬鵬飛出席，日本方面則有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二階堂進。其中廖承志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與何香凝之子，於一九○八年生於東京，曾就讀早稻田大學，是北京政府當中公認的日本通。外務省的隨行人員都未蒞席此次會晤，而日中雙方的首腦們今日都已不在人世，所以今天可以轉述當天狀況的人，只剩下北京方面的口譯林麗韞及王效賢等極少數的目擊者。

毛澤東的官邸是鋪著青色瓷磚、灰色屋瓦的四合院，毛澤東站在玄關迎接他們一行人。依據二階堂進的描述，與歡迎他們一行人的毛澤東握完手之後，田中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可以借一下洗手間嗎？」，於是便被領進屋裡。由此可見田中一行人是多麼急忙地前往。

田中急著問洗手間一事，也給北京方面留下難忘的印象。林麗韞一邊淺淺地微笑著，一邊回憶當時的事：「這麼說起來，的確是在走向洗手間時，還一邊草草打招呼的。要跟毛主席會晤，就連田中首相也難免緊張吧。毛主席在外面一直等到田中首相出來。」

田中一行人跟著周恩來，一起進入毛澤東的書房。如果根據林麗韞的描述試著還原書房的樣子，那是一間很大的房間，四周擺著巨大的書櫃，書櫃裡排滿了線裝書。書櫃前面有四盞燈，房間中央是排成半圓形的沙發。毛澤東與田中等人一個一個握手，請客人們坐下。

林麗韞對田中與毛的會晤有如下描述。

「毛主席看著田中首相的臉，一邊說：『你們架吵完了吧！』。田中首相本來對於與毛主席的會晤感到十分緊張，一聽這話，氣氛一下子就緩和下來了。接著，毛主席轉頭對大平外相說：『你這名字叫大平，天下太平嘛！』。中文中的『大平』與『太平』的發音相近。把它想成『天下太平』的意思翻譯過去，日本方面的人也笑開了。田中首相這時候才露出安心的表情。毛主席非常幽默，所以客人們也就一點都不拘束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階堂官房長官都非常地守分有禮，這是一次和諧的會晤。」這裡所說的「吵架」，是指對於台灣問題和戰爭狀況的終結等懸而未決的事項，日中雙方爭執不下的情況，可見毛澤東對於日中談判的全部過程都得到了非常詳細的報告。二階堂對毛澤東的發言覺得「説話怎麽這麽直接啊！」，透露了他當時的驚訝。

在會晤結束之後，二階堂進的簡報中評論田中與毛的會晤「不包含任何政治因素，是在和諧的氣氛中進行的」。不過，這次會晤並沒有日本方面的口譯人員隨行，而北京方面至今為止所發表的雙方會晤紀錄中，只透露了毛澤東的一部分發言。

代表談判成立的田中、毛會談
二階堂進回憶田中與毛的會晤時說：「其實幾乎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演說，不到一小時結束了」，「若要說這次的會晤到底有什麼意義？應該是為了化解『添麻煩』發言所造成的問題，讓雙方不要在感情上還有疙瘩；這也是一個儀式，代表此時談判即將畫上句點了」。

在會談將結束的時候，毛澤東送了田中線裝的《楚辭集注》六卷。究竟為什麼毛澤東要送這本書，有人認為是「讚譽田中為了推動建交，下定決心訪問中國，正像憂國憂民的宰相屈原」，但二階堂則認為是「『學學詩吧』的意思」，解釋紛云。

不過，橫濱市立大學的名譽教授矢吹晉則認為，之所以送給田中《楚辭集注》這卷書，是因為該書中有「慷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的句子。毛澤東想要用這個證據告訴田中，在中文的脈絡中，「迷惑」是這樣用的。毛澤東稱自己是「書中毒」，他精通中國古籍，而透過古籍中的一節來表達自己的見解，這正是中國傳統文人的作法。

田中本人對於毛澤東送的東西似乎感到十分激動，有人說他在會晤結束之後回到了宿舍，還一直翻閲《楚辭集注》到清晨五點。田中回到日本之後，也告訴別人：「毛澤東這個人的器度遠比我們所想的都大，他是一位大學者」。

二階堂在會晤結束後的簡報中，表示「在公開發表的內容中，只需要拿掉毛澤東最後道別前所說的話」。因為「如果公開他最後說的『近日將蒙天主召見』，恐怕『毛澤東已不久於人世』的新聞很快就會傳遍全世界了」。林麗韞的回憶中也有提到這件事：「共產主義者不會說『蒙天主召見』，而是用好像開玩笑的口吻說『要去見馬克思了』。當時的毛主席不管接見誰，都會說『我也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我們只覺得『毛主席又在開玩笑了』。」

日本方面的相關人士大多認為田中與毛的會談將在二十八日實現，然而竟然閃電般的在二十七日晚上就成事，於是「邦交正常化已經進入倒數階段」的說法一時之間變得甚囂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