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節錄）
相遇的表情／陳允元（詩人）

一九三三年七月，時設籍於明治大學文藝科的巫永福，在《福爾摩沙》創刊號發表了小說〈首與體〉。小說描述一對來自殖民地台灣的青年漫步於東京街頭，打算到帝國飯店的東京座觀看契訶夫作品《櫻園》的演出，卻同時憂慮著「首」與「體」相反對立的問題：青年S想留在東京，台灣的家書卻催他返鄉，處理結婚問題。一九二○年代的知識青年帶著社會改革之志前往帝都東京；一九三○年代，有志於文學藝術、懷抱「前進中央文壇」之夢的文學青年，也前仆後繼來到東京。巫永福之外，張文環、楊熾昌、翁鬧等等，都在行列之中。東京的魅力，翁鬧曾在《有港口的街市》寫道：「大東京是一塊巨大的磁鐵，將這地上所有的存在物不斷地吸引過去。」

留學生作家對東京的迷戀，倒不是耽溺於爵士樂、霓虹、咖啡廳的摩登物質生活，而毋寧是愛其作為西方文明之中介、也作為東亞文化發信地的這個層面。他們的文學之卵，必須在與世界同步的文化刺激中孵育、茁壯，長出自己的羽翼。同屬留學生的劉捷即在〈台灣文學鳥瞰〉描述，他們「處在中央文壇膝下，對世界文學的潮流有最敏銳的感受」。這一點，在巫永福身上有深刻的體現。他在明治大學文藝科階段，即師事橫光利一、小林秀雄、山本有三等大家；小說〈首與體〉，也有這麼一段敘述：「身為文學青年，對於能接觸到偉大作家的戲曲，自然感到十分的興奮跟欣慰，平常上學總是無精打采的，今天卻不管風大，一路笑談著到學校」；青年Ｓ與敘事者「我」開始讀契訶夫的契機，是放學途中發現契訶夫的全集。

讓他們發現契訶夫全集、進而接觸世界文學的，想必就是鄰近明治大學的書街神保町吧。一九二九年，打出「考現學」旗幟、在震災後「帝都復興」的昭和初期東京進行都市風俗採集的今和次郎，在其編纂之《新版大東京案內》寫道：「若到市電駿河台下到九段坂下之間、橫亙於神保町北神保町的電車通的兩側走走看看，會因櫛比鱗次的店家幾乎都是古本屋而感到驚訝。」這一段路線，便是小說中兩位台灣青年下課後的漫步路線的其中一段。巫永福曾這麼回憶他的神保町：「安定開放與繁榮的東京、神田神保町的書店，原書或翻譯本想要的書籍什麼都有。」言談之間，彷彿可以看見八十年前的他站在東京街頭，與書相遇的欣喜的表情。

二○○七年，當我第一次飛抵東京，第一個想去的當然便是神保町。如同當年巫永福漫步於神保町的情境，日本最新出版的書、重要海外思潮的譯本，只要逛一圈都找得到。更神奇的是，由於古本屋的存在，原本歷時的時空，竟壓縮在一間間個性、專門各異的書店裡共時呈現。記得第一次走進戰前即已存在的「田村書店」，穿過門口一落落高高疊起的套書，進到狹窄的書牆走道時，我倒抽了一口氣。先前在文學史上讀到的明治時期以降重要作家著作的初版本（有些甚至還附有作家署名），竟就這樣排排站，陳列在同一個架上，心裡真的相當震撼。一個書櫃，便是一段文學史。而一九三○年代台灣留學生作家曾經歷的閱讀時光，竟也躲過了空襲、與世事的各種變數，被保存了下來。去年因研究之故，在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待了七個月。除了神保町，早大往JR高田馬場駅方向的古本街，或是高圓寺、阿佐谷、荻漥一帶，也成為流連忘返的地方。我不是什麼藏書家，一來沒有財力，二來對研究者而言，初版、復刻版或圖書館的複印都無所謂，重點在於資訊。然而我也曾因偶然的機運，在不起眼的角落，以便宜的價錢購得刊有呂赫若〈牛車〉的《文學評論》（一九三五）、楊熾昌當年耽讀的《詩と詩論》（一九二八年創刊）數冊、西脇順三郎的《歐洲文學》（一九三三）、百田宗治的《詩作法》（一九三四）、幾冊刊有饒正太郎作品的詩誌《新領土》（一九三七年創刊）、以及庄司總一的《陳夫人》（一九四二）等。在日本的古書市場，這些名字未必受到太多重視，對台灣人而言，卻有截然不同的重量與意義。特別在異鄉東京、在昔日的帝國首都，捧讀這些與殖民地時期的台灣有過連結的古書，所感受的，並非只是懷舊的情調，而是透過他們的書寫與閱讀，碰觸那一代人曾有的美好與憂鬱。

談到古書，當然，除了神保町老牌的古本屋，日本還有各種不定期舉行的「古書即賣會」，以及購書網站「日本の古本屋」（https://www.kosho.or.jp/）。前者是市集型態，參與的各家書店雖大都不會精銳盡出（多是庫存出盡），但仍能翻找到一些好物。跟許多歐吉桑（這種場合幾乎不會有年輕人出現）比卡位、比眼手的速度，也是古書即賣會的另類趣味之一；後者「日本の古本屋」則由「全国古書籍商組合連合會」創立，是古本界的大型購物網站。由於參與連合會的古本屋遍布全國，查詢、比價，都相當便利。滑鼠一按，就可以直接購得一九三○年代的書籍，並宅配到府，根本就是一種穿越劇式的超時空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