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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的最後歲月:心靈煉金之旅

From the Life and Work of C. G. Jung

    ※庫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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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只有「她」,與榮格相處逾二十年、身兼榮格學者、分析師、私人秘書、作傳者等多重身分的亞菲,才描繪得出如此立體感的榮格──
    【感性】側寫榮格晚年生活與創作歷程,引領讀者穿梭榮格的無意識旅程。
    【理性】評析榮格思想及其時代,深入淺出說明共時性、類心靈與煉金術等精髓,深奧思想變得可親可近。

    幾乎沒有人傾聽他的聲音,也不理解他在說什麼。
    儘管已享有國際聲譽,榮格還是感到自己的聲音像曠野中的呐喊。
    ──安妮拉‧亞菲

    本書作者安妮拉.亞菲是榮格分析師與心理學者、《榮格自傳》的執筆者和編輯,更是榮格最後一位私人秘書。憑藉著深厚學養與近身觀察榮格的機會,亞菲筆下的榮格展現了無可取代的真實感。
    收錄在本書的文章,就像是為了讓榮格繼續發聲而作──為他的洞見作引介,為外界的誤解作澄清,也為讀者的好奇帶來滿足。畢竟榮格的心靈洞察超越時代,難以一目了然,然透過作者亞菲精巧的文思布局,對於什麼是共時性、什麼是原型;又神祕經驗與心理學、煉金術與個體化之間如何交織關連,都有深入淺出的說明。
    本書更展現了榮格對世人的關懷與對生命的探索精神,讀者將領略,榮格在面對神祕無意識的巨大吞噬力時,是如何守著意識的燭火,既懷著開放好奇之心,又小心翼翼地推敲探詢,才為世人照亮心靈的黑暗深處。循著亞菲的思路,或陷入思索,或又豁然開朗,如沐春風之際,將恍然體會這一切是榮格歷經苦痛、掙扎所堅毅粹煉的思想結晶。生命是「心靈煉金」的旅程,在大師的身影上體現無疑。

    亞菲從榮格的生命史、學術發展脈絡和理論內容多線穿插闡述,討論榮格在心理學領域裡最重要的貢獻。可以用近乎懶人包的方式掌握榮格最重要也最難懂的概念:共時性、類心靈與煉金術。
    ──呂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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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安妮拉.亞菲(Aniela Jaffé)

    安尼拉‧亞菲 Aniela Jaffé (1903-1991)
    1903年出生於柏林猶太家庭,於漢堡大學(University of Hamburg)主修心理學,二戰時為逃避迫害移居瑞士,接受莉蓮‧弗雷(Liliane Frey)的精神分析,而後被轉介給榮格,進行了長期的分析工作。

    亞菲於1947-1955年擔任蘇黎世榮格學院秘書,為學院的早期規劃作出出色貢獻。1955-1961年擔任榮格私人秘書,是榮格晚年書信的整理者,也是廣為流傳的榮格回憶錄《記憶、夢和反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大多數章節的執筆者。

    亞菲亦是傑出的分析心理學者,極富創造力,精熟於榮格學說,在《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中寫了關於現代藝術的章節,也參與了榮格書信的德文、英文編輯工作。她也寫過幾本專書,如《意義的神話》(The Myth of Meaning)、《卡爾‧榮格,詞語與想像》(C. G. Jung, Word and Image),均稱佳作。

    亞菲本身也是備受尊敬的分析師,用自己平靜、內省的方式幫助過許多遭遇精神危機的人。她興趣廣泛,受人喜愛,於1991年因突發疾病過世。

    譯者簡介

    王一梁、李毓

    王一梁(Yiliang Wang,1962-),美籍華裔作家、前《自由寫作》編輯,首屆傾向文學獎獲得者(1996年)。著有《朋友的智慧》、《薩波卡秋的道路》,譯有《哈維爾•獄中書》(合譯)。與李毓合譯的 《遇見榮格:1946-1961談話記錄》是「榮格作品系列」中第一本出版的書。此外,兩人還合譯了哈維爾的《總統生涯回憶錄》(2016年)。

    李毓(Yu Li,1972-),作家,曾是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會員,著有《生命的季節》。與王一梁合譯的 《遇見榮格:1946-1961談話記錄》是「榮格作品系列」中第一本出版的書。此外,兩人還合譯了哈維爾的《總統生涯回憶錄》(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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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感動推薦──
    王浩威/作家、心理治療師
    呂旭亞/諮商心理師、榮格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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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

    EAN / 9789863571858
    頁數 / 272
    裝訂 / 平裝
    級別 / 普
    語言 /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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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推薦序】貼近榮格的神祕與日常/呂旭亞

    前言
    【第一章】超心理學:經驗和理論
    【第二章】煉金術
    【第三章】榮格與國家社會主義
    附論:對揮之不去之陰影的若干思考/勞倫斯•凡‧德•普斯特(Sir Laurens van der Post)
    【第四章】榮格的最後歲月
    【第五章】榮格一生的各個創作階段

    【後記】翻譯榮格的使命正開始/李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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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榮格科學方法的獨特性在於:他不斷地回到作品的基本問題,從各種角度檢驗它們,重新思考老問題,並給出新的不同答案。這使得閱讀他的作品成為一種令人興奮的體驗,但同時,這也使得要徹底理解一個問題變得複雜起來。所以,為了澄清關於他各種各樣的主題,自然會不斷有人詢問他的合作者和學生。

    1965年,愛丁堡大學的斯邁西絲(J. R. Smythies)教授請我為哲學與科學方法國際圖書館的《科學與ESP論文集》撰寫一篇有關榮格在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領域中的經驗與研究的論文。本書第一章〈超心理學:經驗與理論〉,就是那篇論文的擴充版。

    榮格的超心理學研究是他作品中最難的部分之一,但從科學角度來看卻是最重要的。作為因果關係的補充,他提出的共時性解釋原理幫助我們理解了許多迄今為止無法解釋的現象,並將這些現象納入科學的框架。由於他的洞見,超心理學成為溝通無意識心理學與微觀物理學之間的橋樑。

    榮格不喜歡研究那些四平八穩、不能給人新發現的問題,而喜歡把注意力轉向那些冷僻、不尋常的問題,超心理學正是這樣。直到今天,在許多人眼裡仍然如此。煉金術也一樣。然而,榮格卻認識到:煉金術不僅是煉金術士們在勞作過程中發現的、構成化學肇始的部分,還應該把煉金術文本中的內容,視為一個來自無意識的意象和觀念的神祕宗教世界。這種神祕性,使煉金術對深度心理學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紐約波林根基金會委託我為「梅隆收藏」(Mellon Collection)中的 《煉金術與神祕學》(Alchemy and the Occult)收藏目錄寫一篇〈煉金術對榮格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Alchemy on the Work of C. G. Jung)。 〈煉金術〉一章,就是那篇論文的修訂擴充版。1921年,保羅‧梅隆(Paul Mellon)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瑪麗‧康弗諾‧梅隆(Mary Conover Mellon)開始搜集煉金術和神祕學文獻。在與榮格交談之後,勾起了他們對煉金術的興趣。瑪麗死後,保羅‧梅隆的搜集工作並沒有停止,約二十五年後才完成。這些藏品總共三百份左右,書和手稿各占一半。1965年,他把它贈給了耶魯大學圖書館,圖書館(1968年)將收藏目錄分上下兩卷本結集出版,配有豐富的插圖,總共印了五百本。這本書為了與榮格做比較,還引用了他作品中使用過的材料以及榮格自己收藏的約兩百件作品。

    1966年,勞倫斯‧凡‧德‧普斯特上校(Colonel Laurens van der Post)鼓勵我去研究極具爭議的榮格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態度。指責榮格是納粹和反猶分子的聲音不絕於耳,凡‧德‧普斯特深感震驚;他太瞭解榮格了,根本不相信這些指責。對凡‧德‧普斯特和我來說,最好的反擊方式就是將事實(不管對他有利還是有弊)置於歷史的視野中,並對它做出心理學上的解釋。在第三章中,我嘗試著把這件事寫出來,本與第四章都是第一次用英文發表。

    最後一篇論文(第四章),〈榮格的最後歲月〉,是我應許多人要求寫的,這些熟悉他科學著作的人,同時也想瞭解他私人生活的畫面。這種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榮格甚至在還在世時就已經成為一個傳奇了。他去世之後出版的《記憶、夢和反思》並沒有消除人們的好奇心。那本書關注的幾乎都是「人的內在」經驗(榮格把它稱為二號人格),而很少涉及到他的一號人格,即,植根於外在世界與人際關係中的生活。我的這篇文章只不過是即興寫下的、反映他一號人格生活的一張張快照,記錄了榮格晚年歲月的一個側面。要想寫出完整的畫面,還需要增加許多其它的東西。

    安妮拉‧亞菲


    這個新版本增加了〈榮格一生的各個創作階段〉一章,最早它是一篇艾瑞諾斯(Eranos)演講稿,還有一篇是勞倫斯爵士為增加了〈榮格和國家社會主義〉一章的更新版做的附論,鑒於這個主題至今仍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爭議話題,我特別感謝普斯特的仗義執言。

    感謝羅伯特‧欣肖(Robert Hinshaw )和范娜‧凱恩斯(Fina Cairns),在我為新版本準備重寫「國家社會主義」一文時,他們為編輯翻譯這篇文章涉及到的大量細節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安妮拉‧亞菲

    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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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榮格一直等了二十多年才發表他關於共時性的革命性論文,這是他對待科學問題的一貫謹慎。1952年,該文與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沃夫岡‧包立(Wolfgang Pauli)的另外一篇論文《原型觀念對開普勒科學理論的影響》【一起發表。榮格在1930年的一篇〈紀念衛禮賢〉悼文中,就第一次開創性地使用了共時性這個術語,而這是為了解釋中國的神諭之書《易經》(或《變化之書》)。這本書可追溯到西元前四千年。
    二十世紀初,他偶爾讀到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的英文版《易經》。他如癡如醉研究了整個夏天。開始的時候,他用的是一套複雜的程式:用四十九根蓍草杆分堆,然後根據固定的規則進行推演。後來,他採用了一種更簡單的拋分幣的方法:把三個硬幣連拋六次,每拋一次,就形成一組線。六次拋出的線,組成六十四卦中的一個「卦象」。每組線都對應於一個來自神諭的解釋。榮格和他的朋友們從卦象中獲得了積極有意義的答案,而榮格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回答前面提到過卻沒有解決的占卜法。
    在為新版英譯本《易經》寫的序言中(很久以後的1948年寫的),榮格為他著迷於該領域受到的嘲弄做了辯解,因為這是一個看似不著邊際的領域:

    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荒謬教會了我,即使與我們所有的理論(最好的理論也是短暫的)相悖,也永遠不要捨棄任何東西,或者就乾脆承認我們還無法立即對它做出解釋。我們不能肯定羅盤所指的方向將把我們帶到正確還是錯誤的方向,這固然令人不安,但四平八穩肯定不會有新的發現。我們也要用這種態度對待中國占卜法。

    對信奉量子力學的現代理論物理學家來說,世界的機械式圖景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迷信。出於同樣的理由,對這些人來說,就連超心理學(至少就其最重要的分支而言),也被認為是一個正當的科學探索領域。的確,沃夫岡‧包立事實上把它描述為「介於物理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邊界領域。」
    就榮格對超心理學,尤其是占卜方法的研究而言,他1928年與衛禮賢的密切交往是一個里程碑事件。他們一見如故,很快就建立起了友誼。那時候,衛禮賢在他博學的朋友勞乃宣的幫助下,在中國花了十年時間,剛剛完成了新版《易經》的翻譯及評注工作。
    兩位學者對這本書以及卦象的解釋(對西方思維來說如此陌生)展開了頻繁的談論並交換了思想。在回憶這些談話時,榮格寫道:

    感謝衛禮賢對《易經》中的複雜問題為我做了最寶貴的闡述,並對占卜結果進行了現實的評估……衛禮賢和我在蘇黎世的時候,我請他為我們心理俱樂部的處境卜一卦。我瞭解俱樂部的情況,而他卻一無所知,占卜結果的準確性令人瞠目結舌,對今後情況的預測結果也同樣令人震驚:占卜結果講述了後來發生的事,這是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的。不過,我本人對這種結果並不感到吃驚,因為之前我就已經用這種方法測算到了一些大事。

    很少從《易經》中尋求包含著實際預言的答案。更多的時候,卦像是用象徵性的語言描述占卜者自己都不清楚的心理狀態的,因為,這時候問卦者處於無意識中。對《易經》,榮格這樣說道:「它就像自然的一部分,等待著被發現。它既不提供事實,也不提供力量。不過,對有著自我知識和智慧(假如有的話)的愛好者來說,這似乎是一本好書。」經歷了二○年代的實驗期之後,榮格對《易經》不再那麼充滿科學的好奇心了,他只有在十分罕見的情況下,在特殊的時候、針對一個特殊問題尋求答案時才卜卦。出於對這本莊嚴之書的敬意,卜卦必須有節制,只有傻瓜才會反覆占卜,書中就有關於這種情況的一個卦象(卦四:蒙——初次占筮則告訴結果,再三占筮是褻瀆神明,褻瀆就不告訴他)。當榮格應邀為新版英譯本寫前言時,就屬於一種特殊情況。於是,他卜卦了兩次。第一次問的是,是否要寫這個前言。寫到過半時,他又問,他寫的東西是否正確。他對答案的分析幾乎占去了整個前言的四分之三。不帶偏見的讀者必然會承認《易經》的回答不僅睿智,而且有意義。
    在為衛禮賢寫的紀念文章中,榮格用他剛創造的「共時性原理」這個術語,對這套占卜法作出了總結性的解釋:

    《易經》的科學不是建立在因果原理上的,而是建立在迄今為止還沒有命名(因為我們不熟悉)的原理上的,我暫且稱之為「共時性」。很久以前,我對無意識過程中的心理學研究,迫使我去尋找另一種解釋原理,因為就我而言,用因果關係原理是無法對某些明顯的無意識表現做出充分解釋的。我發現,一些心靈對應物不能夠用因果關係將彼此聯繫起來,而必須用另一種原理將它們連接在一起。這種連接似乎本質上就處於相對同時性的事件中,於是我使用了「共時性」這個術語。

    榮格把《易經》中應驗的卦象解釋為共時性現象,這是一種「心靈與物質事件不可思議的對應。」這是問卦人的主、客觀處境與卦象之間有意義的聯繫(通過對等物),卦象是由反映該處境的拋幣結果形成的。然而,別指望卦象與內外現實之間存在著有規則的對應。任何試圖證明其中存在著規律的做法都是徒勞的,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占卜結果取決於問卦人是否理解卦象的意義。卦象是以象徵性的、隱晦的、難以解釋的形式出現的,並且取決於問卦人是否相信答案的正確性。榮格本人傾向於相信(無法證明,甚至也不想去證明):「正確」答案「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規律的。」他私下的相信這種結論與他自己的科學理論是不一致的:在任何情況下,共時性現象都應該被視為無規律的。他的私下相信應該被解釋或理解為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只有在關鍵時刻,他才向《易經》求卦,正如將會顯示的那樣,關鍵時刻的先決條件就是一種非因果現象。
    在對《易經》的解釋過程中,榮格也觸及了占星術的基本問題,特別是根據星相測性格,至今仍廣泛應用。最初,榮格認為占星術具有時間特性。正如品酒師可以絕對清楚地說出葡萄酒的出產日期和產地那樣,好的占星術士也能說清楚一個人出生時的太陽、月亮和上升的黃道宮位。之所以與時間有關,可能是因為一般認為,時間不僅僅是一種抽象概念與認知的前提,還必須將它理解為「充滿品質的能量流」,因而時間的特性,特別是人出生時刻的時間特性,也加進了人的性格中,並可能構成他的命運。
    古老的占星星座神話就表達了透過直覺所掌握到的時間特性。它們是最初的人投射到星星上的原型意象,是「無所不知的無意識」的無心之作。榮格(1960年)在一封信中寫道:

    我們必須牢記,不是我們在做投射,而是它們撞上了我們。這一事實得出這樣的結論:最早的時候,我們是從星星上第一次領悟到我們的身體,尤其是心理的。換言之,最遠的實際上就是最近的。正如諾斯替教猜想的那樣,我們是莫名其妙地從宇宙之外「收集」到我們自己的。

    占星術具有時間特性,這一概念比其他任何概念都更有力地平息了反對把占星術作為一門嚴肅正當科學的爭論。也就是說,由於存在著分點歲差,黃道帶上星座的天文位置與占星術所計算出的星座位置是不一致的。這裡有必要解釋一下。3月21日(vernal equinox),太陽升起的點,被稱為「春分點」。西元前二世紀,薩摩斯的希帕克斯(Hipparchus of Samos)把這一點定為白羊點。歲差就是春分點沿著黃道帶穿過十二宮,即從白羊座到雙魚座、寶瓶座等星座的緩慢運動。從春分點到走完整個黃道帶一周,需要花兩萬五千兩百年(柏拉圖年),也就是說,每穿過一宮至少需要兩千年(柏拉圖月)。我們的紀元一開始,是從白羊座進入雙魚座的,大約到本世紀中葉,它將從雙魚座進入寶瓶座。
    因此,一個今天的人,如果他出生時太陽位於雙魚座的話,那麼根據占星術的演算法,他並不在雙魚座,而是在寶瓶座;如果按占星術算是寶瓶座的話,那麼按照天文學算,它卻位於摩羯座,以此類推。照此來看,占星術怎麼可能是對的呢?
    假如占星術實際上是建立在星體及其影響上的話,那麼就有理由根據天文學來反對占星術。但根據榮格的早期觀點,這與是不是受到星體及其位置的影響無關,這不是一個因果關係的問題,而是一個共時性的問題。也就是說,與人出生時的特殊時間性質有關,正如在神話和原型意象中描繪的那樣,它是人生命中內在與外在事件非因果關係的同時發生。「無論在這個特定時刻誕生的人做了什麼,它們都具有這一時刻的特性。」
    榮格用了一個例子來解釋這個難以理解的時間特性概念。占星術確定的「白羊座中的太陽」(三、四月間)的時間,都具有春天的特性,時間上屬於春天,「不管實際上太陽處在天文黃道帶的哪裡,當我們說它是白羊座年代時,幾千年後,太陽實際上卻處於摩羯座,因而,儘管春天還沒有失去它的威力,時間卻已經是寒冬了(採用的是冬天的符號)。」三、四月的時間特性,或者占星術中所謂的「太陽在白羊座」,都是春天。星星的天文位置僅僅是出於人們測量和確定時間的需要,並沒有告訴我們時間的特性。一個古老的農夫法則:春天誕生的家畜與秋天誕生的家畜有著截然不同的習性。
    1951年,榮格對自己用共時性理論來解釋占星術開始動搖了。那一年,馬克斯‧諾爾(Max Knoll)在瑞士阿斯科納(Ascona )的艾瑞諾斯會議上舉行了一次演講:我們時代的科學轉變。他指出,由行星之間的合相、對分相和四分相,對從太陽中釋放出來的輻射質子產生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有相當大的把握來預測產生電子風暴(太陽黑子期)的可能性。既然太陽黑子期與死亡率以及在黑子期形成的「無線電氣候」干擾之間存在著對應關係,那麼就可能存在著真正的因果連接和直接影響。這些天文觀察證實了占星術始終認為的,行星之間的合相、對分相和四分相帶來負面的影響,而占星術所喜歡的三分相和六分相,則帶來正面的影響。
    這些因果關係的科學發現使榮格意外地瞥見了占星術的理論基礎。起初,他傾向於認為:占星術不同於那些建立在共時性基礎上的占卜方法,因為,根據新的發現,就不得不嚴肅地去考慮行星相位與人的心理、生理傾向之間存在著因果聯繫的可能性。他說:「占星術正在成為一門科學。」
    榮格後來修改了這個過分偏激的說法,認為在解釋占星術時,共時性和因果連接都應該考慮到。1958年4月,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占星術似乎需要不同的假設,我無法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我們或許不得不求助於混合解釋,因為大自然絲毫不在意我們智力思維範疇的純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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