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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台灣史(七):戰後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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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脫離殖民地身分,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統治,卻隨即發生二二八事件。其後,台灣進入黨國體制下的威權統治時期,歷經白色恐怖、強人政治,直到1990年代逐漸落實民主統治。經濟上,則是藉由美援、土地改革、進口替代、出口擴張等策略,逐漸繁榮發展。

    當代台灣史與人民的生活密切相關,更與現狀直接連結。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乃至於目前的政經情勢,甚至包含此刻的國際狀態,都與戰後台灣歷史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因此,梳理戰後台灣史,應該考量人民所生存、存在的時空環境,包括現實的制度規範、國家運作的狀態,以及與國際社會互動的情況。

    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的李筱峰,與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薛化元聯手,參考各種史料,詳述戰後台灣70多年來發生的重要事件,以及台灣社會在政治、經濟層面的巨大變化。

    在台灣史研究目光越來越集中於生活史、文化史的當代,兩位學者再次檢視戰後台灣在政治經濟上的發展,正視不同時代的政治體制或政策,帶給台灣的影響。除此之外,他們更討論台灣主體性的建構與形成,體現台灣史對當代台灣的意義與重要性。

    本書特色:
    ◎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規畫,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協力推動,玉山社編印完成的《典藏台灣史》第七冊。
    ◎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結束日本的殖民統治,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雖然沒有取得國際法上的主權,中華民國就持續實質統治台灣。
    ◎在此之後,台灣社會在經歷了巨大變化。從威權到民主、農業到工業,這些發展,塑造我們現在的信念與生活,也讓台灣人的主體意識逐漸萌芽。

    =《典藏台灣史》套書介紹=
    全套共七冊的《典藏台灣史》是以全面性觀點,論述史前到當代的一套台灣史鉅作。

    張炎憲教授生前推動台灣史普及化,主張由台灣人自己書寫具有主體性觀點的台灣史。因此,思考這套書的內容時,便希望導入晚進的研究成果,促進台灣社會對台灣歷史的瞭解、提升台灣意識。

    我們常說:「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然而,立足台灣,除了看見當下與未來,更要回溯過去,瞭解前人如何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汲取多元文化養分,而以拼勁和不服輸的精神,一起成就台灣。

    本書系套書集結了劉益昌、詹素娟、林偉盛、溫振華、戴寶村、林呈蓉、何義麟、蔡錦堂、李筱峰、薛化元等重要的台灣史學者之力,在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統整多年研究成果,建構屬於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的台灣史觀。

    第一冊 《史前人群與文化》
    第二冊 《台灣原住民史》
    第三冊 《大航海時代》
    第四冊 《漢人社會的形成》
    第五冊 《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台灣》
    第六冊 《台灣人的日本時代》
    第七冊 《戰後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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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李筱峰、薛化元

    李筱峰(第一章一到四節)
    1952年出生於台南麻豆,台灣史學者、政論家。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著有《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灣革命僧——林秋梧》、《解讀二二八》、《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唐山看台灣——228事件前後中國知識分子的見證》、《台灣近現代史論集》、《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60分鐘快讀台灣史》、《台灣史100件大事》、《台灣.我的選擇》、《台灣歷史閱覽》、《台灣史101問》、《以地名認識台灣》、《烏鴉不快樂》、《踏過我心坎的人》等書。

    薛化元(第一章第五節、二到六章)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歷史學系合聘教授、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董事長。專攻台灣史、憲政史、近代思想史,著作有《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修訂版)》、《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戰後台灣歷史閱覽(修訂版)》及《戰後台灣人權發展史(合著)》等書及單篇論文數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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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

    EAN / 9789862942352
    頁數 / 278
    裝訂 / 平裝
    級別 / 普
    語言 /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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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總序 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論述
    前言

    第一章 國府接管與台灣劇變
    第一節・麥帥指令與台灣受降
    第二節・七十一天的期待與歡迎
    第三節・民心潰散
    第四節・二二八事件
    第五節・後二二八的經濟情勢

    第二章 黨國體制下的台灣政治
    第一節・準「遷佔者」體制的形成
    第二節・高壓統治與白色恐怖
    第三節・「中國神話」的崩解
    第四節・強人政治
    第五節・《自由中國》與本土反對派菁英

    第三章 計畫經濟下的發展
    第一節・美援與戰後台灣經濟發展
    第二節・土地改革與農村資源汲取
    第三節・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

    第四章 從農村社會轉向工業社會
    第一節・台灣社會的轉型
    第二節・大中國意識下的文化壓制
    第三節・社會問題與社會運動
    第四節・台灣意識的興起與發展

    第五章 民主化與台灣主體的發展
    第一節・美麗島事件及其後續
    第二節・憲政改革與自由國家
    第三節・台獨運動的發展
    第四節・經貿發展與產業外移
    第五節・台灣主體意識的著重與發展

    第六章 台灣與世界
    第一節・舊金山、台北和約與台灣歸屬
    第二節・中國代表權與聯合國席位
    第三節・台美關係
    第四節・台日關係
    第五節・務實外交與國際社會

    參考書目
    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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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序 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論述

    《典藏台灣史》這一套書的撰寫計畫,是由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贊助,在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的主導下推動的。炎憲學長生前一直持續關注推動台灣史普及化工作,更主張由台灣人自己書寫具有台灣主體性觀點的台灣史,因此,在思考這套書的內容時,便希望由台灣史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執筆,在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導進晚進的研究成果,促進台灣社會對台灣歷史的瞭解。特別是讀者透過對台灣歷史的認識,可以強化對台灣的認同、提升台灣意識。

    根據我的瞭解,他早在2000年之前,就希望可以進行此一奠基在學術研究成果的教育推廣工作。為此,他取得辜寬敏董事長的支持,找了台灣史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共同推動。但是,炎憲學長所徵詢的台灣史學界的朋友,當時多處於過度動員的狀態,學術研究、教學和社會服務工作都十分吃緊,一時之間無法有成果產出。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炎憲學長擔任國史館館長,不僅公務冗忙,而且致力於體制內對台灣史研究的支持工作,推動民主憲政及二二八事件史料的蒐集、出版,特別是主催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研究。而在陳水扁總統的大力支持下,白色恐怖檔案的取得,獲得一定突破的狀況下,又接著進行白色恐怖史料的編纂和研究工作。為此,炎憲學長又積極尋找學術界的朋友共同投入,大家的時間更加吃緊,前述台灣史的普及工作也不得已暫緩下來。

    2008年之後,炎憲學長希望透過學術社團和社會支持,推動台灣主體性的歷史研究、推廣工作。因此,他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在重新擔任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期間,也繼續找台灣史學界的朋友一起投入,並出版了不少成果。而原本未能完成的《典藏台灣史》工作,也在辜寬敏董事長的支持,以及吳榮義董事長協助推動下,再次組成團隊,展開此套書的編纂工作。

    炎憲學長生前持續展開此一計畫的規劃、執行工作。而且與團隊朋友們聚會討論這套書的內容,並找陳美蓉協助行政聯繫的工作。四年前張教授赴美國進行口述歷史期間不幸過世時,整套書的構想已經成形。根據炎憲學長的構想,包含第一冊「史前人群與文化」是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劉益昌教授負責撰稿,而第二冊「台灣原住民史」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詹素娟教授負責撰稿,第三冊「大航海時代」則由暨南大學歷史系林偉盛教授負責撰稿,第四冊「漢人社會的形成」則是由長榮大學台研所溫振華教授及政治大學台史所的戴寶村教授負責撰稿,第五冊「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台灣」則是由淡江大學歷史系林呈蓉教授負責撰稿,第六冊「台灣人的日本時代」則是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何義麟教授以及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蔡錦堂教授負責撰稿,第七冊「戰後台灣史」炎憲學長除了親自參與撰稿工作,也找我一起參與,同時準備在章節確認完畢後,再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的李筱峰教授一同參與撰稿工作。

    相較於過去在強人威權體制時期,台灣史被迫成為禁忌,隨著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經歷抗爭、建立的台灣史終能成為學術領域的學科。但是,過去長期政治禁忌的陰影並未完全散去,歷史工作者對於歷史教育的內涵,距離正常化仍有相當的距離。其中,除了為數可觀不願正視台灣歷史主體性的看法之外,也有的學者試圖在台灣史領域去「政治」,不僅迴避政治轉型之後對過去歷史再評價的工作,有的人更主張歷史教育去「政治史」,不願處理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課題。

    不過,如果從歷史學者耳熟能詳的E.H.Carr或是Benedetto Croce對歷史知識的切入,無論是前者的「歷史是歷史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持續無終止的對話」,或是後者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指出了歷史的一個重要特色:歷史的書寫不可忽視當代價值的重要性。在台灣已經名列自由國家之際,根據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做出與不民主時代不同的歷史評價,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歷史時空特色的體現。另一方面,在民主時代,注意人民生活層面的歷史,或是注重文化史與生活史的面向,也是歷史書寫不可忽視的課題。然而,只強調文化生活而摒棄政治的作法,實際上是不利於歷史脈絡的掌握,也不利於做出歷史的解釋。因為台灣住民所生存、存在的歷史時空的環境,包括在現實的制度規範或是國家運作的狀態,以及台灣與國際、外界互動的情形,透過這樣的歷史脈絡才能有助於了解所謂人民的歷史。

    根據炎憲學長構想的全書架構,除了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觀點外,台灣與世界的脈動,貫穿了《典藏台灣史》各本的內容,從第一冊「史前人群與文化」直到第七冊「戰後台灣史」。而正視不同時代的政治體制或政策對台灣的影響,也是《典藏台灣史》書寫的特色。

    炎憲學長過世後,為了延續他的遺志,各位撰稿教授同意繼續推動此一工作,並在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繼續的支持下,而有這套書的完成,並承蒙玉山社的支持使得本書得以陸續順利出版,這是特別必須感謝的。期待這本書的出版,可以促進台灣史研究的普及化與強化社會的台灣意識,也可以告慰炎憲學長在天之靈。

    主編 薛化元 2018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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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第一節.麥帥指令與台灣受降

    三個「軸心國」(德、義、日)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了1942 年8 月非洲阿拉曼之役,英國蒙哥馬利大創德軍,1943 年5 月德軍被英美聯軍逐出非洲;1943 年2 月的史達林格勒之役,德軍向俄軍投降;1943 年7 月,義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倒台;1944 年6月6 日盟軍的諾曼第大登陸之後,英美聯軍與俄軍東西夾擊,迫使德國於1945 年5 月9 日投降。在遠東方面,1942 年8 月中途島之役,美軍大敗日本海軍之後,採「跳島戰略」,硫磺島與琉球之役後,日本更加節節敗退。

    1943 年底,當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敗象已很明顯時,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以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埃及的開羅擧行三巨頭會議,討論反攻緬甸及戰後處置日本等問題,會議的新聞公報即所謂「開羅宣言」。其中關於台灣部份,蔣介石要求戰後日本應將台灣「歸還」中華民國。

    1945 年4 月25 日起,盟國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6 月25 日終於通過以中、美、英、蘇之提案為基礎起草的聯合國憲章,聯合國逐漸成型。3 週之後的7 月17 日起,美英蘇三國領袖為重建戰後和平,在德國波茨坦擧行為期二週的會議,會中決定設立五強(中美英法蘇)的外長會議,並對投降後的德國處理問題,以及對奧問題、波蘭問題發表宣言。7 月26 日,中美英三國,以中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美國總統杜魯門、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名義於波茨坦發表聲明,(即所謂「波茨坦宣言」,實則並非「宣言」Declaration,只是「公吿」Proclamation),對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促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否則日本將如德國一樣,其本土遭到完全的毀滅。在「波茨坦宣言」中,與台灣間接有關的部份為第八項:「開羅宣言之條款必須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1945 年8 月6 日和9 日,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分別在日本的廣島與長崎引爆,日本終於在6 天之後宣布投降。日本原先希望有條件投降,但是在挨過兩顆原子彈之後,終於在8 月15 日,由昭和天皇透過無線電向其全國軍民親自廣播(即「玉音放送」)投降詔書,表示接受聯合國「波茨坦宣言」。日本表明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是指接受其無條件投降的要求,而不是就此確定戰後的領土轉承歸屬問題。因為,不論波茨坦宣言,或是開羅宣言,都只是戰爭中的意願表述或對話,僅屬盟國方面的要求或立場聲明,而不是國際條約,不具國際法效力,自不發生領土的轉承歸屬的效力。領土的轉承歸屬,須待當事雙方所簽訂的國際條約(如後來的對日和約)才能算數。再說,即使1943 年底的開羅會議中蔣介石提出「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的要求,但美、英兩國態度曾有疑義,而且開羅會議最後只發表會議的新聞公報(Press communique),並無所謂眞正的「宣言」(Declaration),更無正式簽字,不具國際條約效力。儘管如此,在日本宣布投降後,總必須進行接管工作。

    台灣澎湖的接管,當然就在聯合國盟軍的安排下進行。蓋因日本終戰的投降,不是單獨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於日本正式表明投降後,發布聯合國第一號命令:「在中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16 度以北地區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應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將軍投降。」所謂中國戰區,並不等於中華民國領土,而是聯合國盟軍的中國戰區,這是就軍事意義來說的。台灣就在這種情況下,由蔣介石派員接管(蔣介石指派何應欽將軍,何應欽再指派陳儀來台接受投降)。

    1945 年9 月1 日,中國國民政府遂於重慶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司令部於9 月28 日派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和台灣警備司令部副參謀長范誦堯二人籌組「前進指揮所」,並兼該所正、副主任。前進指揮所組成後,於10 月5 日由葛敬恩率幕僚80 餘人,由重慶抵達台北。

    10 月25 日陳儀銜命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接受日本投降。受降會場正面懸掛的是聯合國大旗,以及中、美、英、蘇四國的國旗,以及他們的元首的巨幅照片。禮堂大門前也寫有「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等字樣,而非「中華民國台灣省受降典禮」。這些佈置都明白說明日本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陳儀其實是代表盟軍受降。雖然當時號稱「台灣光復」,但就其實質,是一次過渡時期的軍事暫時接管。

    雖然當時對台灣的接管,在本質上是聯合國盟軍最高當局委派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蔣介石派人接管台灣,但就國際默契上,大抵認為等正式訂定對日和約之後,台灣當然是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誰也沒有料到,後來中華民國政府還來不及和日本完成正式簽訂和約手續,就被中共推翻,逃離原來中華民國領土,退到地位有待國際條約來確定的台灣,而埋下後來所謂「台灣地位未定」的爭議。

    第二節・七十一天的期待與歡迎

    由於許多台灣人的部份祖先來自中國,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環境中,許多台灣人將中國當作他們心目中的「祖國」,這是一件極自然的事。在日本戰敗,得知中國國民政府即將來臨之時,台灣人掀起了一股歡迎「祖國」的熱潮。雖然他們對於心目中的「祖國」中國,已經相當陌生,但他們幾乎一無所知,準備投入慶祝「光復」的熱潮中。日本宣布投降的翌日,台籍檢察官吳鴻麒在日記上就這樣寫著:「早朝出北,台北市上與常日無異,唯日人皆意氣消沉,台人則歡喜現於顏色……」(1945 年8 月16 日)

    自8 月15 日日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到10 月5 日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中將率員抵台止,其間整整50天。如果以正式受降典禮的日期(10 月25 日)算,則有71 天的政治空窗期。葉榮鐘形容為「台灣出現一段政治的眞空時期」,在這段期間,原有的日本行政機關已經失去拘束力,台灣許多地方都發生日本警察(含台籍日警)遭到襲擊報復的情事。地方上因部份流氓發動報復日人的小騷動,時有所聞。雖然中國方面要求日本官憲仍然繼續執行現有任務,然而許多民眾已經不再信任警察,警察行政極感困難。而一些官有林木、海岸防風林及公共營造物等,又有面臨遭到流氓地痞侵毀之虞。加以社會上又普遍發生物資不足現象,因此,社會治安和秩序面臨考驗。

    當此「政治眞空時期」,台灣各地的許多地方領袖和知識靑年,自動自發在地方上組織靑年團體或治安維持會,在各街庄擔負起維持地方治安與秩序的責任,使得大量的公有物資得免遭人盜賣侵毀,水電得照常供給,鐵路交通得通暢無阻。

    當各地的活躍人士在地方上組織維持地方治安的團體之時,一位台籍上校軍官張士德(原名張克敏,台中人,日治時期曾任「台灣農民組合」本部工友,因日警通緝,逃往中國,黃埔四期畢業)自中國返台。張士德於9 月3 日搭乘美軍飛機抵台,開始與全島各地的活躍人士聯繫,經其奔走串聯,這些地方上的靑年團體組織,紛紛納入「三民主義靑年團」的組織之下(按「三民主義靑年團」係中國於對日抗戰初期所創。1938 年3 月,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武漢,決議為健全黨的組織,將預備黨員制取消,設立「三民主義靑年團」,以蔣介石為團長)。因此,終戰甫過一個月,各地便紛紛成立「三民主義靑年團」的分支組織。各地三民主義靑年團在地方上負起維持治安、保護公產、維持秩序的角色。

    在這71 天的「政治眞空時期」裏,除了有各地靑年團的出現外,尙有一個民間團體的出現,也發揮了一些政治作用,那就是「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成立。這個團體是由日治時期台灣的本土金融業先驅陳炘所發起,結合了林獻堂、葉榮鐘等日治時期的民族運動人士組織而成。「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工作包括:為民眾定制標準的靑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照成本讓與民眾),指導民眾練唱中國國歌(起先練唱「卿雲歌」,後來又改唱以國民黨黨歌暫代的現行「國歌」),並且在各地建造歡迎國民政府的牌樓,自台北各都市以及鄉下的各街巷,都設了歡迎用的美麗彩門。「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除了為當時的台灣社會帶頭營造歡迎「祖國」的新氣象之外,也致力於維持地方治安和秩序。由於籌備會的主事者,多半是過去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人物,他們過去的活動,猶鮮明地印在民眾心目中,他們出來主持這個工作,自是順理成章,無人敢予異議。儘管他們沒有一絲權力,但是在「政治眞空時期」,確也發生了一點政治作用。這71 天,竟然是戰後台灣社會最安定的時間。誠如政治學者陳少廷所評論的:「這個時期的兩個政權轉移那麼混亂的狀況之下,能夠平安地度過,主要是台灣的民間領袖做好了舖路的工作」「經由他們的努力,奠定了中央政府能夠順利接收台灣的基礎。」只是,誰能預料,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陳炘,會在一年四個月之後的二二八事件中喪命於他所歡迎的祖國的槍下?

    10 月5 日,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率僚屬80 餘人抵達台灣,受到熱烈的歡迎。10 月16 日中國軍隊從基隆登陸,進入台北市,台灣人民以瘋狂似的熱情,迎接他們心目中的「祖國」官員和軍隊,基隆碼頭、台北市街上都出現擁擠的人潮。

    以下,我們試擧一段敍述,來一窺戰後之初台灣民眾迎接中國軍政人員的熱烈情形。這段文字,是後來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李天福(本名盧主義)的回憶:

    我仍然清楚記得日本戰敗投降那時候,台灣民眾聽到消息後,歡欣鼓舞,喜氣飛揚的景象。一整天,全島完全籠罩在歡天雷動的喜氣之中。街道各角落播送著勝利歌曲,家家戶戶張貼著大紅黑字的標語,「慶祝台灣光復」、「歡迎陳儀將軍蒞台」。晚上數千人參加了盛大的燈籠遊行。市內人山人海,喜躍的群眾像是剛被解放的人潮,佔據著街頭各角落,歌唱、歡笑、呼號、這確是台灣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偉大時刻。隔天早晨,數千名學生、商人以及公私機關的代表,穿著華麗的衣服,聚集在火車站,歡迎祖國同胞的到來。歡迎的行列,緊密地排在街道兩旁,從火車站一直延續到市中心。

    當時看到這種熱烈景象的李天福,他萬萬沒想到後來他會走上台灣獨立、反對國民黨政權的路子。

    作家吳濁流在《台灣連翹》中也有一段文字描述當時台灣人對於這些來自心目中的「祖國」軍政人員的歡迎情景:

    對這些接收人員,台灣人打從心底以對待英雄的方式歡迎。」「報上打出了『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口號大肆鼓吹,全民一致發了狂一般向這個理想目標前進,人人希望能把台灣建設成比日本時代更美好的地方。」「10 月17日,從祖國來了第七十軍的3,000 人,與長官公署的官員一起在台灣登陸,這一天的歡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說,遠從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趕來的也不少。軍隊所經過的路兩旁,砌成了人牆,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地並排站著,使我覺得異乎尋常。學生、青年團員,還有樂隊,連謝將軍和范將軍也被抬了出來,大刀隊和藝閣也著實不少!

    當時有一首歡迎國府軍的歡迎歌,歌詞如下:

    台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青;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歌聲,六百萬人同快樂,簞食壺漿表歡迎!

    這首歌雖然出現「簞食壺漿」的封建字眼,但卻也反映台民歡迎「祖國」的情況之一斑。

    當時有許多社會領導階層的知識份子,表現出對心目中的祖國的歡迎之情,幾乎可以「純眞」形容。試以花蓮的名醫張七郎為例來看,為了迎接新來的「祖國」,張七郎在花蓮籌建一個歡迎的牌樓,上面張燈結彩,牌樓兩邊對聯寫著:

    萬象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
    一元復始處處要策勵將來

    上款則題「天下為公」「國為民有」。我們從張七郎遺留下來的習字帖中,也發現他親筆練習的許多歡迎的門聯:

    「歡喜江山歸依舊,迎來旗幟慶重新」
    「四百餘里鯤身已去復返,五十一年婢僕垂死重生」
    「放馬桃林示民弗用,有漢社稷新數中興」
    「治世三民無慚國父,共和五族一樣弟兄」

    這是當時台灣知識菁英期待心中祖國的一個例子。只是,誰也料想不到,如此認同大中國、如此歡迎新政府的張七郎,在「迎來旗幟慶重生」的一年四個多月後,不但沒有「慶重生」,卻在二二八事件中,屈死在他所歡迎的祖國槍下。

    10 月10 日,台灣人首次逢臨「雙十國慶」。在台灣公會堂(中山堂)隆重擧行的慶祝大會上,有士紳代表及民間志士共數千人參加。在大會中,主席團代表林獻堂、林茂生、黃朝琴相繼演說,均以躬逢台灣第一次擧行國慶紀念日得參加為欣幸,並勗勉全台同胞今後必須團結一致,在國民政府與陳長官領導下,努力建設工作,以促進三民主義新台灣的實現。而在地方上,也由各地方領袖在地方上帶頭慶祝國慶。台南縣佳里鎭的著名文學家醫生吳新榮,在參加地方上的「國慶」慶典時,這樣有感而發:「在這瞬間我們感激之至,不覺流淚,不期在此一生,台灣竟能光復,我們能做一個中國人了。」

    10 月25 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中山堂)擧行,台澎地區的受降代表,由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擔任,日方代表則由原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簽署降書。台灣省人民代表林獻堂、林茂生、陳炘、杜聰明、羅萬俥等數十人參加受降典禮。會場外的廣場上,被前來爭睹盛況的民眾擠得水洩不通,群情興奮,是日及翌日,台北各界有盛大的紀念遊行。

    總之,終戰之後,台灣一般的知識菁英及多數民眾以極度歡迎與期待的心情,來迎接中國政府。那種歡迎與期待的熱烈程度,在中國大陸上其他任何一個光復區是找不到,也難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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