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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風聲:冷戰氛圍下的臺灣文學及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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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他是當代學術星圖中,最耀眼的恆星
    他用最安靜的筆,帶我們穿透時代課題
    卓越的創見,為臺灣文學研究畫出新座標

    本書收錄陳建忠教授近十年關於冷戰時代的臺灣文學、華語文學研究,以冷戰做為研究視域,為戰後臺灣文學在東亞的發展,提供新的詮釋視角,從美新處的美援文藝體制,到也斯《新果自然來》掀起的臺港文藝思潮,都有深度的剖析。

    本書特色:


    ◎當代人文思想研究的深度指標
    ◎收錄臺灣文學研究最擲地有聲的論述
    ◎以比較研究的方法為臺灣文學定錨
    ◎本書設計由金蝶獎得主「霧室設計」精心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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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陳建忠

    陳建忠,臺灣嘉義人。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曾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亦曾任教於中興大學、靜宜大學。
      教職以外,曾為賴和基金會理事、「四方書網」特約書評撰稿人、《臺灣日報》副刊「非臺北觀點」專欄撰稿人、《臺灣文學年鑑》編輯委員。並獲多項文學評論獎,計有:府城文學獎文學評論獎、竹塹文學獎文學評論獎、大專學生文學獎現代文學評論獎、中央日報文學獎文學評論獎、巫永福臺灣文學論文獎等。
      著有:《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日據時期臺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臺灣文學論集》、《走向激進之愛:宋澤萊小說研究》,並編選《賴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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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界推薦

    下村作次郎(日本天理大學國際文化學部中國學科教授)
    王梅香(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史書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系、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 
    朱宥勳(小說家)
    何敬堯(小說家)
    吳晟(詩人) 
    呂興昌(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宋澤萊(小說家) 
    李癸雲(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林淇瀁(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所教授) 
    林瑞明(成功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封德屏(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
    施懿琳(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計璧瑞(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張文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副教授)
    張泉(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許俊雅(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陳智德(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陳萬益(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教授)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黃美娥(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教授兼所長)
    黃淑嫻(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楊佳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劉正忠(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劉亮雅(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劉春勇(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教授)
    劉梓潔(小說家、電影導演)
    蔡英俊(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人社院院長)
    魏貽君(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蘇碩斌(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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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

    EAN / 9789869189149
    頁數 / 352
    裝訂 / 平裝
    級別 / 普
    語言 /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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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推薦序/永遠清醒的唐吉訶德  楊翠
    1.「美新處」(USIS)與臺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
    2.「區域研究」視野下的文學研究:冷戰時期夏濟安與夏志清的魯迅論
    3.一九五○年代臺港南來作家的流亡書寫:以柏楊與趙滋藩為中心
    4.冷戰與戒嚴體制下的美學品味:論吳魯芹散文及其典律化問題
    5.「流亡」在上海:重讀梁京(張愛玲)的《十八春》與〈小艾〉
    6.「流亡」在香港:重讀張愛玲《秧歌》與《赤地之戀》
    7.冷戰迷霧中的「鄉土」:論舒巷城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地誌書寫
    8.在浪遊中回歸:論也斯環臺遊記《新果自然來》與一九七○年代臺港文藝思潮的對話
    後記/每天在書桌上插一枝玫瑰:記陳建忠文集編後  吳桂枝
    後記/用知識改變世界的超新星  楊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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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清醒的唐吉訶德  楊翠

      初識建忠,大約二○○一年前後,在大肚山紅土坡,那時他剛翻過三十歲,是臺灣文學研究界最耀眼的新星。
      這以後,我與建忠結成莫逆之交。相識近二十年,我見證了建忠的「認真較勁」,他總是堅守理念,維持昂揚動能,不曾因為臺灣文學體制化過程中,現實的熾熱或虛弱,而有所變質。
      射手座的建忠,面對公眾、言說論理時,言辭精準,邏輯清晰,口才便給,還兼清俊帥氣,靜宜第一屆臺文系學生戲稱他是靜宜臺文的「人間四月天」;然而,真實的建忠,其實非常內斂、緊張,總是與自己較勁,在某些事情上,甚至可以用「嚴肅」來形容,他的生命體質與生活節奏,恆常如箭在弦,充滿緊繃感。
      這樣的建忠,成為我常掛在口中的「臺灣文學研究界最知交的男性友人」,有些開玩笑,更多是事實。也許是人生信念、學術理念、現實關懷、臺灣意識都極為貼近吧,更也許是彼此都辨識出一種相似的生命情調,我們在明朗陽光的外表底下,都埋藏著深斂、緊張、緊繃、無法真正釋放、一再跟自己拔河的生命底蘊。每每在學術研討會場合相遇,我們總是互虧互嗆,相互調侃,這時候的建忠,看來輕鬆許多,而我相信,這些歡言笑語,其實是一場互動式臨床諮商,我們藉此彼此療癒,分頭持續前行。
      建忠出身中文系所,卻從事臺灣文學研究,他可以說是臺灣文學研究體制化從新生、開展、高峰、詭譎,這一路風景的行動者與見證者。
      青年建忠,以小說家宋澤萊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他曾對宋澤萊進行深入的田野訪談,觸及宋澤萊精神圖像中最深刻幽微的區塊:父親形象與父子關係。宋澤萊曾對我說,因為陳建忠太厲害,害他自然而然說出長年守藏、不願揭露的父親記憶,最初他有些後悔,後來卻感謝建忠為他打開這條通路,讓他與父親重新相遇相認。其實建忠不是什麼舌燦蓮花的訪談高手,他就是很認真地做了功課,很真誠溫柔地探觸到作家埋藏的敏感角落。
      碩士之後的建忠,有如裝置了噴射引擎,快速而密集地交出豐富亮麗的成績單。博士論文《書寫臺灣.臺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在龐巨的前行研究者林瑞明的基礎上,關切賴和及其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在殖民地經驗、現代性思辨、本土意識之間,如何多軌交織出他們特有的思想圖景。
      幾乎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建忠的學術關懷,就非常明確地朝向「臺灣文學史」、「臺灣精神史」兩軌交織的方向。建忠超過二十年的研究路程,研究動能豐沛,研究主題發散,研究成果浩瀚,然而,他的核心關懷卻是一貫的,立身「臺灣主體」的說話位置,扣緊「臺灣文學史」、「臺灣精神史」,鋪展一張豐富多元的對話線圖。
    二○○四年出版的《日據時期臺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精準地以「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的複雜交陳、拉扯、疊覆、相生,論述日治時期臺灣作家筆下的精神景觀。二○○七年出版的《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臺灣文學論集》,延伸時間線,探析戰後初期各種思想光譜與權力場域的交鋒,包括統/獨、左/右、中國/臺灣,還有曾經深植的日本文化,即將置入的美國文化,它們如何相互推擠,彼此置換,共織出戰後臺灣人精神史的複雜紋理,同時反思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史的既定構圖,重新以臺灣主體的視角,拼寫戰後臺灣文學史的新頁。
    二○一○年以後,建忠以此核心關懷,將研究重心推向另一個區塊,即戰後一九五○到七○年代的臺灣文藝體制與文學生產,亦即本書的核心課題。以我個人的看法,建忠這一系列的研究,是目前為止臺灣文學研究界關於這個議題的論述中,最有見地與貢獻者之一。
    關於這段時期的臺灣文學,早期的研究定見,圍繞在美蘇冷戰、國共內戰的「雙戰結構」,再因不同的知識社群與意識型態位置,朝向幾個不同面向:其一是國民黨右翼的觀點,強調反共懷鄉文學的價值與意義;其二是左統的文學論述,朝向雙重批判:「雙戰結構」中,國府對左翼文學的壓制,以及向西化與美帝的傾斜;其三,臺灣主體論述者也進行雙重批判:反思國家文藝體制壓制本土發聲,也批判現代主義主流美學典律,以逃避助長威權。近期的研究,雖然光譜差異仍大,但隱然產生一種「類共識」,將現代主義思潮與美學典律視為「進步的」,認為它是與國家文藝體制是錯開的,乃至是「反叛的」力量。
    總之,關於這段時期的既有文學史論述,大抵是國府右翼收編了「反共敘事」,現代派收編了「進步」和「自由」敘事,左統收編了「左派敘事」。然而,陳建忠的一系列研究,不僅突破這種各擁版圖的框框,更拉到一個全新高度,他提出「雙體制論」,關注的不僅是作家、作品,更是文藝體制與文學生產的共構關係,更透過比較研究的策略,從臺/港文藝思潮的對話路徑,從世界史的視角,敞開更廣闊的「閱看臺灣」視野。
    建忠的研究目的,絕非意圖「參與重寫臺灣文學史」、爭取自己在臺灣文學史論述中的話語權這麼簡單,他最主要的目標,是藉此透析臺灣精神史的某個斷面。我認為,建忠這一系列研究的貢獻主要在兩個層面;首先,他建構出這段時期臺灣文學生產的「雙體制論」,具體論證文學如何受到各種外在的、不同場域的權力政治的規範;其次,他藉此從「精神史」的角度,深探臺灣作家作品中的深刻紋理。
    建忠的「雙體制論」,一是國府所主導的「國家文藝體制」,一是美國通過美援所建構的「美援文藝體制」。他銳利地指出,國家文藝體制在反共敘事中追求「中國性」的文學生產,以及美援文藝體制在美學敘事中追求「現代性」的文學生產,這兩軌體制,看似分殊平行,實則交織互用,一剛性一軟性,以體制的力量,建構出兩種主流文學典律,共同成為此際的主導文化,主導文學生產。
    他透過「雙體制論」意圖揭露,代表「進步」觀念、「與政治無涉」的現代主義美典,其實也是這些權力政治的產物:冷戰圍堵、國共內戰、白色恐怖、跨國公司、依賴經濟……。他所要強調的,首先是文學體制與文學生產的緊密關係;其次,他認為,僅討論戒嚴時期的「國家文藝體制」,無法重現當時文化/文學生態的真貌,必須同時觀察「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的交織脈絡;其三,前述兩種體制都不乏論述者,但談論方式大抵是將「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建構為平行關係,甚至認為後者隱藏著對抗前者的「潛文本」,而建忠的觀點則恰恰相反。
    最後這點,正是建忠這一系列研究的關鍵貢獻,他也以此延伸出對「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讀與再釋。本書中關於「美新處」(USIS)、吳魯芹、夏濟安與夏志清等人的相關研究,都在探析現代主義文學的美學典律,如何「被建構」 成為最高美學品味,他指出其背後湧動著各種權力,絕非「美學自主」可以簡單詮釋。
    建忠犀利揭露,這個美學典律,並沒有表面看來那麼自主、自律,它不只是整個複雜文藝體制下的妥協結果,還是相互為用的;剛性體制以獨裁力量進行操控,軟性體制則以自由主義的敘事,變妝成「進步」、「反叛」的主流美典,掩蓋了權力操控的實質。他更指出,將現代主義思潮線性地解釋為「進步的」,甚至說它以「去政治化」來達成對國家主義與反共美學的批判,是簡化歷史,抽離脈絡的論述,事實上是:「受限於『戒嚴』與「親/知美」,現代派的反叛不及於現實上任何霸權性質的現代性體制的反叛。」
    本書中幾篇關於張愛玲的重讀,也是在這個脈絡下進行。建忠銳利地指陳現代主義文學美典不能直接等同於自由、進步與反叛,因為它外不觸及現實議題,內未深入體制操控下的精神紋理;然而,對於張愛玲,他卻採取更溫柔、更貼近人性的閱讀策略。
    建忠閱讀張愛玲,不是附庸於「張學」、「張派」的粉絲化見識,而是以「流亡文學」的視角重讀,他讀出張愛玲更真實、更真誠的心靈圖像,那是光影交織的,是鬼影幢幢的,是體制的壓迫、時代的銘刻,以及主體的流亡。建忠讀出張愛玲在不同的政治語境中,表面看似附從隨流,卻總是暴露出一塊政治不正確的漏洞,使她失去安置自身的位址,主體只能持續流亡。
    對「雙體制」及主流美典的犀利,對張愛玲做為流亡主體的溫柔,以及對舒巷城、也斯的在地情懷的肯認,都足見建忠的清醒、溫暖與堅定。
    對體制銳利,對人性溫柔,這就是我所認識的陳建忠。他是永遠清醒的唐吉訶德,清楚辨識巨人的方位,而我相信他的長矛,即使在深沉的靜默中,仍然蓄積著能量,等待重新點燃的那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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