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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

    作者:白永瑞
  • 出版社:聯經
  • 出版日期:2016/03/09
  • 商品語言:繁體/中文
  • ISBN:9789570846942
  • 定價:450
    優惠價:79折,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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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倡導東亞視角之必要性
    這個視角超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思考框架

    《橫觀東亞》是白永瑞回顧多年來的東亞論述和連帶運動
    在朝鮮半島、台灣、沖繩等核心現場
    摸索東亞共生社會之路的省察成果

    白永瑞長期以來與韓國、中國、日本和台灣等地的知識分子建立連帶,引領東亞論述,這是他向華文世界推出的第二本史論集。
    白永瑞所說的共生社會是朝向能更充分體現人性尊嚴的區域共生社會的「作為過程的東亞共同體」,並且從這個視角對當代中國思想界、中韓關係史及台灣人認同進行梳理。突破既有的分科學術的界限,繼而探索新的學術理念和制度。
    白永瑞長久以來同時身兼研究者、教育者和編輯者,這三種角色形成的自我認同,讓他遊走於作為制度的學術和作為運動的學術之間,構思革新學術體系的學術論。並且試圖透過「社會人文學(Social humanitie)」這個新思路對歷史學、韓國學和中國學進行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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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白永瑞

    1953年韓國仁川出生,現任韓國延世大學史學系敎授,延世大學文學院院長,並擔任創批社主編,前任延世大學國學硏究院院長與中國近現代史學會(韓國)會長。主要最近論著包括《回歸東亞:探索中國的近代性》(首爾:創批社,2000)、《ポスト〈東アジア〉》(共編)(東京:作品社,2006)、《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台北:臺社,2009;北京:三聯書店,2011)、《見識台灣:韓國與台灣共尋新徑》(共編)(首爾:創批社,2012)、《在核心現場重思東亞:共生社會之實踐課題》(首爾:創批社,2013)、《社會人文學之路:作爲制度的學術,作爲運動的學術》(首爾:創批社,2014)。目前硏究集中於東亞論述比較硏究和20世紀東亞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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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

    EAN / 9789570846942
    頁數 / 344
    裝訂 / 平裝
    級別 / 普
    語言 /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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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台灣與東亞》叢刊發行旨趣 陳芳明
    我們追求怎樣的東亞──寫在白永瑞《橫觀東亞》書前 陳芳明

    導論 白永瑞
    第一輯 韓國的東亞論
    第一章 從「核心現場」探索東亞共生之路 王艷麗、謝秀梅譯
    第二章 連動的東亞,問題的朝鮮半島 宋文志、崔金瑛譯
    第三章 東亞中產階層的成長與民間社會的形成 王元周譯
    第四章 複合國家與「近代的雙重課題」──重審東亞二十世紀歷史 
    宋文志譯

    第二輯 韓國的中台論
    第一章 中華帝國論在東亞的意義──探索批判性的中國研究 崔金瑛譯
    第二章 變與不變──韓中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崔金瑛譯
    第三章 對韓國人而言台灣為何──重看韓台關係 謝秀梅譯
    第四章 從核心現場重思「新的普遍」──評論「新天下主義」 崔金瑛譯

    第三輯 社會人文學與批判性學術運動
    第一章 開啟社會人文學的新地平──從「公共性歷史學」談起 謝秀梅譯
    第二章 作為全球地域學的韓國學之(不)可能性──走向普遍論述的建構
    崔金瑛譯
    第三章 共感與批評的歷史學──為東亞歷史和解的建議 王元周譯
    第四章 中國學的軌跡和批判性中國研究──以韓國為例 李珠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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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追求怎樣的東亞──寫在白永瑞《橫觀東亞》書前 陳芳明

    這是白永瑞教授的第二本中文書,他第一本中文著作《思想東亞》,為台灣學界帶來新的視野。他每本書的命名,總是暗藏著微言大義。例如「思想東亞」就具有雙重意義,如果把思想當作名詞來看,似乎就是在討論東亞範圍內的思想內容。如果當作動詞來看,顯然是對東亞政治生態進行深刻的思考。現在新書的命名是「橫觀東亞」,顯然有他個人的用意。如果使用縱觀,似乎有上對下的意涵,而橫觀則是把東亞各國放在平等的位置來觀察。如果譯成英文應該是:Horizontal Observation of East Asia。那是一種平視的態度,也是一種均衡的理解。從書的命名,便可反映作者的用心良苦及其微言大義。畢竟東亞一詞,曾經具有帝國權力的象徵。在整個二十世紀,日本壟斷了整個東亞的解釋權。如今進入後東亞時期,原有帝國的象徵應該容其退潮,並且讓東亞各國來填補全新的解釋。

    最早與白永瑞教授的認識,始於中興大學的一場學術會議。當時他提出一篇論文「中國有亞洲嗎?」,那是我認識白教授的一個起點。在那篇論文裡,他期待中國在崛起之際,必須注意到東亞各國存在的事實。而不是以北京的觀點,來觀察整個東亞。那年,他所主持的瑞南論壇,與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合辦。當時的主題是「透過在地性重構本土文化:台灣與韓國的本土文學與民族史學一九七○─一九八○」,在那次會議中,白永瑞發表〈民族史學與本土化史學:一九七○─八○年代韓國與台灣史學史的比較研究〉,而我提出論文〈一九七○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的雙軌發展及其互動〉。他側重在歷史解釋,我則強調文學的詮釋。雖然論述的領域有所差異,但是以東亞作為思想交會的場域,兩人都帶著高度期待。第二次在政治大學主辦的會議是在二○一○年,主題是「東亞中的韓國與臺灣:歷史經驗的省察」。我的論文題目為〈皇民化文學在台灣的評價及其意義〉,並且在會議總結時,兩人對於「近代超克」的歷史議題進行對話。

    台灣與韓國,在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上,有太多雷同之處。戰前,兩個國家都是屬於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戰後冷戰時期,台韓又同樣被編入美帝國東亞防線的一環。國家命運受到外來政治權力的支配,兩國的知識分子都同樣感到非常苦悶。雖然歷史分成戰前戰後,但兩國同樣是屬於殖民地則沒有改變。脫離帝國控制的願望,始終蓄積在台韓的知識分子內心。這樣的歷史處境,便是構成我們持續對話的契機。我們都曾經是屬於熱血青年,在一九七○年代都涉入政治運動。他受到判刑入獄一年,而我則是在海外成為思想犯,列入黑名單長達十餘年。這種生命經驗,也是構成我們相互對話的重要基礎。在思考行動上,我們都是屬於自由主義者。而在學術的詮釋立場,則都同樣偏向左派。我們對於各自國家的資本主義政權,總是抱持批判的態度。雖然身在學界,卻不時觀察校園圍牆外的社會變化。這是我們共同的人文精神,對於開放、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我們從來沒有放棄追求。

    多年來,我不斷邀請他在台灣出版學術專書。這次他交給我《橫觀東亞》這部作品,讓我更加體會他是一位不懈而盡職的思考者。我一向敬服他的專業與敬業,他的思維模式是如此細膩,如此周延,點出了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困境。知識分子的工作,從來不是在製造問題,而是在解決問題。如何為自己的國家尋找出路,正是二十世紀以來知識分子的天職。我很慶幸在精進的道路上,與他相遇。從他的思考與行動,讓我獲得豐富的靈感,也讓我必須不斷向前邁進。

    在這本書裡,他提出兩個重要觀念:一個是「核心現場」,一個是「雙重周邊」的角度。所謂核心現場,指的是帝國權力的矛盾輻輳處。所謂雙重周邊,指的是東亞的政治地緣位置。在戰前,日本帝國是東亞的中心。在一九八○年代以後,中國的崛起又變成了另一個中心。但是在東亞之外,美國又是整個東亞的權力中心。這種雙重邊緣的性格,決定了東亞的政治命運。而台灣與韓國,似乎無法脫離殖民地的歷史命運。曾經扮演日本殖民地的兩個國家,在歷史進程上雖然相當吻合,但各自的命運卻有所差異。韓國至少是聯合國的成員之一,現任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是韓國人。在國際政治的能見度上,遠遠高過台灣。到今天為止,台灣仍然是國際孤兒。縱然如此,兩個國家所面對的國際霸權,其實是一樣的。尤其是中國在一九八○年代崛起,開始改變整個東亞政治的生態,更加強化了白永瑞所提出「雙重周邊」的概念。

    這本書的第二輯「韓國的中台論」,相當細緻而深入地討論了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在字裡行間,韓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是否會演變成新的帝國,一直都保持審慎而密切的觀察。白永瑞不僅考察了歷史上的朝貢制度,同時也把台灣的地位拿來與沖繩之於日本的狀況相互比較。他指出,在日本政治勢力的範圍內,沖繩不免是一種內部殖民的範例。從現實層面來看,白永瑞的觀察相當犀利。他在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裡,提出朝貢制度一詞,顯然有其現實政治的一面。北京所堅持的「九二共識」,便是有意把台灣框限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之內。在馬英九執政的八年過程中,便是致力於九二共識的實現。確切而言,馬英九總是以北京的政治意願為優先考量,從而換取兩岸的和平。在相當程度上,白永瑞所說的朝貢制度誠然有其事實根據。

    白永瑞可能是我所認識的韓國學者中,少有的活潑思考者。身為歷史學家,他一直保持辯證的、動態的、有機的思維方式,來觀察整個東亞政治的演變。他在看待台灣問題時,除了從歷史角度來觀察之外,也同時從國際政治霸權的擴張來探索東亞的關係。身為台灣的文學研究者,我相當敬服他謹慎、縝密的研究態度。從台灣外部來觀察兩岸關係,確實有其獨到精闢之處。但是從台灣內部來看,我可能比白永瑞還更能感受這個社會所擁有的生命力。台灣民主運動所展現出來的國民性,可能不是九二共識一詞就可定義。在地緣政治上,台灣民主運動釋放出來的能量,一定程度上也對整個東亞政治具有正面的衝擊。換句話來說,馬英九政權在九二共識上,所表現的妥協與退縮,已經證明是不得人心。我深深相信,經過二○一六年台灣內部權力的翻轉之後,必將對整個東亞形勢投出更強烈的訊息,而那不可能是朝貢制度的陳舊觀念所能框限。

    導論

    二○○八年出版拙著《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之後,睽違七年,才又再度為華語圈的讀者出版另一本著作。將過去持續思索(在)東亞的十二篇文章修改編輯成書介紹給讀者,心中交織著期待與不安。

    本書收錄的文章全都是在各種會議發表或應雜誌要求所寫成,這也表示身為歷史研究者的筆者是因應韓國國內外社會的要求而執筆。各個會議的主辦單位或雜誌編輯群反映當時的現實設計特定的主題,想要聆聽各方的意見。筆者以和該主題對話的心態來準備文章,想以自己的方式,透過那個對話,和各種生活的現場產生密切的關連,分享新的視角。

    也許有些讀者會認為像這樣重視現場性的書寫對歷史學者而言並不恰當。不過,筆者認為歷史並不僅只是過去和現在的對話,同時也是過去和未來的對話,因此,在現實中引發的問題意識是值得重視的。然而當然筆者也不是僅止於單純的時事解說或評論性的書寫,而是一直努力想要從中找出歷史性、思想性的課題。換句話說,就是將重點置於連結短期的課題和中、長期課題合而為一,並且始終一貫地進行實踐之上。

    這樣的問題意識也與長期同時身兼研究者、教育者及編輯角色的自我認同有很深的關係。筆者個人如何開始關注東亞論述的經緯,已在上述拙著的序文和本書的第一輯第四章中有所闡述,請讀者們參考。在此想要強調的是,筆者自身的東亞論並非只是單純的學術性成果,而是融合了在大學內外活動的經驗。也就是說,是由將社會議題轉換為學術議題來進行研究的實踐性態度所生產出來的。讀者們在這本書的許多地方,應該都可以感受到那些努力的痕跡。

    環顧四周,現今東亞在政治安保領域上不同於相互依賴度深化的經濟領域,國家主義正強勢領頭。安保領域上近代勢力均衡的邏輯和經濟領域上後現代治理(governance)邏輯作用呈現不一致,即出現「亞洲悖論(Asian Paradox)」。同時在認同的領域上,集合性歷史記憶的遺產也重疊啟動,造成相當大的混亂。尤其由於這種混亂被東亞區域外的美國當作是一種均衡而被維持,因此東亞各國似乎認為這種東亞區域結構的現狀有利於各國的利益,而不想打破這種現象。在此情況下,尤其是有關歷史與領土的糾紛,還有相互的不信任,皆日漸擴大且加劇。

    然而東亞論果真具有突破如此不安定的東亞現實的力量嗎?筆者自一九九○年代初起即主張超越以國民國家為單位的思考模式的東亞視角之必要性,並且回顧至今為止的東亞論述和連帶運動,在核心現場摸索東亞共生社會之路,目的即在於想要得到答案,同時也是對於自己在二○○八年拙著出版之後的工作的一種省察。因此,以「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作為本書的標題。這裡的橫觀有兩種意義。一是跨境性思考,即意指橫貫像國境或分科學術等界限的視角。另一種是橫向性思考,即意指並非高思在雲,而是在生活現場奮鬥的主體們之中,重視對話和連帶的視角。我想要和讀者一起提問的是,對於具有此兩種意義的橫觀,筆者做到了多少。

    在新書出版之際,讓我們來看看本書有哪些特徵。以下將透過主要關鍵詞來做說明。


    首先最明顯的是對於延續之前的東亞區域概念的理解。區域概念並不是固定的地理概念,隨著思考該區域的認識主體的實踐課題,東亞被不同地建構。但也不是因此就意指東亞是單純的文化「創造物」,此區域被視為歷史性實體是有根據的。區域概念莫非就是共通的文化遺產,或是歷史上所持續而來的固定的區域性交流或共通的經驗世界重構的過程。因此,筆者過去在談及東亞時,對於其地理上的範圍是到何處為止的問題,總是一再地說明,首先若能就某種目標來設定課題,那麼就能隨之定出範圍。這時,其區域概念的具體性將順利呈現。在此將之前拙著中清楚呈現此觀點的段落移過來看。重要的是「它不把東亞看成一個固定性實體,而看成在經常自我省察過程中流動著的某種東西」的思考和立足於此的實踐過程。由於東亞人「習慣了這種思考與實踐,就可以逐漸形成能省察自我中的東亞和東亞中的自我的省察性主體」(上述拙著,頁九六─九七)。

    所謂「東亞」的概念在廣義上是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並且並非意指地理上固定的實體,而是「作為知性實驗的東亞」,此用語筆者於十六年前即一九九九年時首度提出。不過「知性實驗」動輒容易被誤會是知性遊戲,也可能因而使其實踐性層次上的動力被忽略,因此為了既維持之前的問題意識又能展現新意,在本書中,擬以「作為實踐性課題的東亞」(或作為專題計畫project的東亞)為關鍵詞。

    另外一個關鍵詞是「雙重周邊的視角」。之前的拙著中曾對中國人提出對於周邊國家是否有「橫向性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此問題也適用包括韓國人在內的全體亞洲人。而為了讓這個問題意識更具體化,筆者所提出的正是「雙重周邊的視角」,這個觀點也是二○○一年休假研究時在台北和名古屋各居住半年的經驗反映。具有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又不是中國的複雜認同的台灣人,以及注視曾為殖民地的台灣的日本人,在接觸這兩個社會錯綜的視角之時,筆者發現了同時需要在以西歐為中心的世界史發展上被迫踏上非主體化之路的東亞的周邊視角,以及東亞內部的位階秩序中被壓抑的周邊視角的問題意識。這個關鍵詞既是對於中心─周邊關係的認識,也意味著克服此種認識的實踐,同時也是將具體呈現「作為實踐性課題的東亞」的省察性主體的重要條件。而且,該主體不僅是許多國家,也包括在國民國家形成過程中被排除或被壓抑的各個集團。最近所謂「從周邊看中國」的觀點被提出,「周邊」的視角在華語圈受到關注,讀者們應該可以了解此與筆者觀點的差異。

    「核心現場」是最能清楚呈現貫通本書的問題意識的關鍵詞。而核心現場正是既需要「雙重周邊的視角」的地方,同時也是最適用的合適對象。這也正是筆者除了中國大陸和日本本島之外,將關注焦點擴及台灣、香港、沖繩等地,並且直接去到當地,和當地的知識分子們對話而得到的收穫。當然在東亞也一定會有其他的地方有糾葛凝聚,發現那些地方並作為核心現場,這樣的工作將來也應該要正式展開。

    在核心現場進行連帶活動的期間,自然也會領悟到東亞是連動的。尤其二○一○年五月日本政府表示將不會遵守將沖繩普天間美軍基地遷移至縣外的承諾,在當地居民舉行的反對示威現場,筆者深切地感受到朝鮮半島南北和解對東亞的意義。當時鳩山首相正以維持對北韓和中國的嚇阻力作為背棄遷移承諾的名分,而在那之前朝鮮半島發生的天安艦事件正是其根據。另外,眼看著二○一一年日本東北地方發生三一一大地震,還有不斷重複發生的領土糾紛,在首爾和沖繩(的那霸)舉行兩場東亞批判性雜誌會議期間,與會者們得以彼此真切地了解到,居住在此地區的居民們的日常生活是連動的問題。事實上這個連動同時包含了否定性的意義和肯定性的意義。問題是要如何將東亞帶往和平與繁榮的良性循環,而非紛爭與糾葛的惡性循環。正因如此,所謂「連動的東亞」這個關鍵詞不僅是說明東亞的過去和現在的工具,同時讓我們領悟到,這也是規畫並實踐東亞共生社會的未來之實踐課題。

    分斷的朝鮮半島是可以讓東亞進入惡性循環或使之進入良性循環的、連動的東亞的核心現場之一。另外,這個地方也是筆者生活的現場。因此,在本書中朝鮮半島的視角是清晰可見的。事實上,東亞論述,尤其是論及東亞共同體時的弱點之一,就是忽略了北韓。東亞論述怎麼會被批評說像是正中間有個大洞的甜甜圈呢?這個大洞指的就是北韓問題。筆者雖然未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直接討論北韓問題,但擬藉由堅持朝鮮半島的視角,將北韓問題包括在內。「複合國家」是將東亞論述(所謂分斷的朝鮮半島)貼近現實並包含克服意志的關鍵詞。

    筆者在二○○八年的拙著中,提出了為了超越國民國家而遊走於「國民國家的內與外」的視角,並且在二十世紀國民國家所履行的「解放和壓抑的雙重角色」上關注了東亞。而在這次的書中則集中於「複合國家」的討論,使這個問題意識更加具體化。這個視角重新說明了以朝鮮半島為首的東亞諸國的歷史,並且在展望未來上,也可望能發揮效用。

    當然,這個關鍵詞是非常具有現場性的構想,在朝鮮半島的南北雙方對於統一有更具創意性的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將會顯露其面貌。因此,無法簡單地適用各自以不同路線邁向國民國家的東亞諸國。不過,複合國家是朝鮮半島的居民們彼此承認國家主權,同時以漸進方式再統合,更進一步地想要建設非單一型國家,而是可實現更有人性尊嚴生活的新國家的意志表現,當我們在構思並實踐這樣的複合國家時,我們看國民國家角色的視野,一定會更加開闊。

    在東亞將國民國家乃至國家間體制(inter-state system)相對化的後現代論述具主導性地位,但另一方面,也發生了像台灣獨立論或沖繩獨立論這種國民國家(乃至民族主義)即具近代指向不容小覷的矛盾狀況。為了穩健地應對如此複雜的現實,「近代的雙重課題」論,即需要同時推動將適應近代和克服近代作為雙重單一課題的遠大眼光。複合國家論既是國家之間的結合樣貌,同時也展現國民國家自我轉換的樣貌,並且展現其「雙重課題」是具有現實適合性的。實際上從朝鮮半島發出訊息的複合國家論,也已經和東亞居民們在不同核心現場進行的自治運動產生了互相參照的關係。
    更進一步地來說,複合國家論也將可提供我們在重新了解大國化的中國的過去和未來上更多的線索。最近流行的所謂「作為帝國的中國」的中華帝國論和複合國家的對照,不也可以從本書所嘗試的課題中一窺其可能性嗎?再者,作為追求另類的普遍性所提出的(新)天下主義論在中國抬頭,和(新)天下主義論進行的對話,也是相同的脈絡。那是從朝鮮半島的視角對於為了符合普遍性所必須具備的必要條件所做的討論。

    韓國人如何看待中國是筆者從一開始決定要攻讀中國史以來就一直關注的研究主題。在這次的書中也同樣有論及這個課題,筆者以連動的東亞的視角來看韓國和中國對彼此的認識和彼此的關係,不過將焦點置於兩者的非對稱性則是新的特徵。現在「何為中國」儼然已成為流行性的討論主題。而為了顧及中國的成員的主體性,「何為台灣」絕對是無法迴避的問題。筆者對韓國人如何認識台灣進行歷史性的探討,可說是相同脈絡下的產物。了解台灣對韓國人而言是何種存在,對於台灣人省察自身及思考中國是什麼,將可望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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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第一章 從「核心現場」探索東亞共生之路 王艷麗、謝秀梅譯
    一、沖繩歸屬問題爭議再起的意義
    沖繩是中國領土嗎?二○一三年五月八日中國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有關沖繩歸屬問題的論文(題要),由此在中國和日本掀起了一場關於沖繩歷史定位的大討論。曾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中國近代史專家張海鵬與邊疆問題(特別是南海問題)專家李國強共同撰寫的這篇文章,重點是要從中找尋釣魚島是中國領土的歷史根據。但該文章結尾處「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的言論引發了軒然大波。文章中指出,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島)和沖繩都曾位於中國朝貢體制的版圖之內,甲午戰爭時期清軍戰敗後日本強占了上述地區,二戰後只是沒有重新歸還中國而已。作者張海鵬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解釋說,論文的目的並不是主張沖繩的主權屬於中國。之所以說沖繩歸屬問題懸而未決,是因為日本政府認為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屬於沖繩管轄,因此這種說法只不過是為了證明中國所主張的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不是日本領土而舉出的旁證。他對自己的學術觀點被別人誤解為主張沖繩是中國領土的事實感到吃驚,因此特意出面進行澄清。但他作為學術界的元老在中共黨報上發表這篇文章,不可避免地會讓外人猜測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政府的聲音。因此,外界有人分析這是中方為了在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問題上占有先機而進行的心理戰,或者說是一種談判協商的戰術。所以就不難理解日本政府對此進行抗議和反駁的舉動了。
    在東亞的領土糾紛和歷史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所發生的沖繩問題,再次證明了這絕不是圍繞著幾個島嶼發生的領土問題,而是由各自的歷史問題交織而成的。特別是在沖繩,原本存在的有關東亞近代史的結構性矛盾被進一步激化了。我所說的沖繩即是核心現場(之一)這一觀點變得更加清晰。

    二、什麼是核心現場?
    此前,我曾提出「雙重的周邊視角」理論,以便更好地分析東亞的歷史與現實。如果重新介紹一下的話,可以說它是在以西歐為中心的世界史發展過程中,東亞被迫走非主體化道路的周邊視角與被禁錮於東亞內部等級序列中的周邊視角同時需要的一種問題意識。我所說的中央與周邊的關係不是單純的地理位置關係,而是無限連鎖關係和無限壓迫轉讓關係。「雙重的周邊視角」是對這種關係的認識,也是為克服這種情況而進行的實踐。在提出這個視角的同時,還強調要從歷史的脈絡角度,特別是在世界秩序的等級序列內對中心與周邊的關係進行具體分析。但東亞地區並不是一個平面而均質的國家組合體,而是由多層中心和周邊劃分成的立體和非均質的地區。因此,為提高「雙重的周邊視角」的說服力,應相應地增加對複合的多層時空的認識;要同時結合全球性及歷經了長期若干個時間段的討論、中小規模地區以及中長期課題進行思考,並與一貫的實踐進行對接。核心現場就是要求對複合的多層時空進行認知的地方,也是這個理論最適用的對象。這點和孫歌所說的歷史「關節點」也是相通的。時空矛盾凝聚的地方也就是核心現場了。除沖繩以外,分斷狀態下的朝鮮半島、台灣等都屬於(我最近所關注的)核心現場。按中華帝國─日本帝國─美帝國順序發生的軸心變動,使得等級森嚴的東亞秩序所產生的歷史矛盾日積月累,同時在殖民與冷戰的雙重影響下,傳統空間遭到嚴重破壞也導致糾紛不斷增加。如此所產生的時空矛盾與糾紛相互關聯,不斷進行惡性循環,使得隨著解決問題的深入,為締造東亞和平而作為良性循環媒介的波及力變得越來越大。正如加文.麥考馬克(Gavan McCormack)所準確描述的那樣,核心現場「如同用來判斷能否克服日本的帝國主義與美國的冷戰霸權主義時代的試金石」。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各自對待生活的態度肯定也會發生變化。我們期待著由核心現場來實現這一夢想。

    三、核心現場與主權的再構成
    東亞近代史的矛盾與糾紛聚集而成的核心現場,特徵是指主權從多層性開始變得更加集中。我們再回到本文的線索──沖繩問題上去。針對《人民日報》的文章,沖繩的媒體所做出的反應是「複雜且非一邊倒地批判中國」。為什麼會這樣呢?一是因為雖然大多數沖繩縣居民對現在的中國持批判態度,但對過去的中國卻有歷史性的親近感。另一個是因為日本是以暴力手段將沖繩編入日本版圖,至今仍將沖繩置於民主主義的框架之外。然儘管如此,沖繩的媒體也不認同根據與中國具有儀禮上朝貢關係的歷史事實而將琉球視為中國的屬國,且充滿沖繩屬於中國語氣的文章。另一方面沖繩的媒體也認為《人民日報》的文章「從國際觀點來分析琉球問題有其意義」。
    單從這個反應上來看,沖繩的主權歸屬問題可以說並不是那麼簡單。我們對主權問題做更深層次思考的話,會發現他們那些複雜的反應都是有歷史淵源的。眾所周知,從十五世紀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中國的明清王朝與琉球王國一直保持著朝貢關係。而且即使在一六○九年日本薩摩藩入侵琉球王國,並建立幕藩體制進行干涉之後,琉球一邊臣服於日本幕府統治的同時,一邊還繼續向中國朝貢,維持著雙重被支配體系(即一支兩屬)。但這種關係的形成,從琉球王國的角度來看,它是為了維繫政權的存在而自發並又積極地選擇了這種從屬於雙方的彈性外交政策的結果;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種選擇既可以確保自身海上貿易據點的穩定,從戰略防禦角度考慮還具有實用性,同時還可以為確保政權的合法性提供佐證。處於非對稱關係的兩個當事人,從自身戰略角度出發確立了這種關係,這絕不是中國單方面強壓導致的結果(如同近代的國境與領土),因此無法確認這是一種明晰的歸屬關係。同時,依照「琉球處分」,琉球被編入沖繩縣成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之後,從主權角度來看,沖繩的地位並不是那麼簡單。這裡是日本帝國向作為國民國家進行轉變和殖民擴張的交織地帶,在一段時期內一直作為國內殖民地存在。這種主權上的複雜性,用二戰後對美軍占領下的地位說明用語「潛在主權」來詮釋的話,也許更為貼切。針對美軍占領狀態下的沖繩地位,美日兩國協商後給出的定義為「潛在主權」。即由美國來行使管轄權(administrative rights)進行統治,而日本則行使對沖繩的潛在主權。
    這種國家主權歸屬的複雜性,在一九七二年沖繩歸還日本之後也沒有徹底消除。歸還沖繩之際,受日本國內強烈的(民族主義)潮流影響,出現了眾多分支來針對沖繩應有身分進行研究。從一直被日本政府和國民所忽視的現實出發,根據「沖繩應具有的面孔」所強調的重點是有差別的(例如:《再問日本》、《反歸還思想》、《沖繩意識化的溯根》等),但卻強烈地反映出沖繩人的真實想法。但,即便是沖繩納入了日本版圖,沖繩人對實現主權意志的期待依舊與殘酷的現實發生了碰撞。出現這種挫折的必然性,是因為沖繩並沒有歸還給了戰後和平憲法框架下的日本,而是歸還給現實中存在的《美日安保條約》下的日本。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只占日本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一個縣的居民,不可能對由來自日本全國各地代表構成的代議制民主主義的表決體制產生任何影響。特別是仍舊(或者說比之前擴大了)存在的美國基地作為「構造性的沖繩差別」的根源,讓沖繩人民現在也對回歸日本本土的意義,或者說主權的意義充滿疑問。
    但如果多留意沖繩以外的其他核心現場相關聯的情況的話,沖繩所經歷的這種主權多層性問題就很容易理解。對此,讓我們來看一下台灣。
    上面所說的《人民日報》報導,在台灣當地也掀起了小波瀾。支持台獨(和民進黨)傾向的《自由時報》,對該報導鮮明地指出這是中國在強辭奪理,是霸權主義的表現。和它不同的是,《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並沒有闡明自身的立場,只有《中國時報》的評論比較引人注目,它認為領土的歷史根據是由現實國家間角力的結果所左右的,最終將由中日美三國國力變化來決定該問題走向。如果支持中國立場的話,則會被看成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如果支持日本立場的話,就會被人解讀為有台獨傾向,因此可以看出它的左右為難。但通過這一事件,「台灣地位未定論」有可能重新抬頭。事實上,如果連沖繩也是地位未定的話,那麼台灣十有八九也會被認為其地位未定。在台灣,主權的複雜性是個歷史問題,也是個現實問題。
    曾經作為中國朝貢國的韓國,對《人民日報》所載文章所引起的爭議也進行了報導,但只是將爭議的緣由和經過進行了報導,並沒有對此發表任何立場。但由於東亞的歷史問題都是與領土相關連的,因此對於沖繩主權歸屬引起的爭議,韓國隨時局的變化完全可以對此巧以利用。
    其實韓國在主權問題上也面臨過困擾。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韓國不僅是大清國朝貢體制下的一員,同時又與眾多國家締結了條約關係。在這種(兩截體制的)國際秩序下,韓國很早就對主權的複雜性有了清醒的認識。後來在殖民地時期,又喪失了主權,醒悟到恢復主權的重要性。在冷戰時期,朝鮮半島被置於分斷狀態之中,大韓民國在以美國為中心的非正式帝國框架中又經歷了「夾縫中的主權」(perforated sovereignty)。而在加強南北韓間的相關交流與合作過程中曾提出過有關朝鮮半島統一的富有創意的思考及實踐,這期間提出的「複合國家」論(即朝鮮半島人民在相互承認對方國家主權的情況下,採取漸近的和分階段方式實現國家的再次合併,建設一個非單一形式的新型國家)就是對主權問題的一個偶然的思考範例。
    在東亞的核心現場,我們對主權的複雜性可以說是感同身受的。但是從東亞整個格局來看,隨著領土與歷史相互交織的糾紛不斷深化,主權的正當性主張深入人心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為了解決這些爭執,單純地去否定固有領土論或主權(的崇高性)也是一種不現實的舉動。與此相對照,如果將固有領土論設定在一個新的領域,並將不斷弱化固有領土論的漸近式修正主義路線作為解決領土糾紛的短期而有效的方案,也許會更具有說服力。再進一步的話,借助主權意識出現龜裂而產生的彈力,與重組主權意識這個中長期課題緊緊聯繫在一起也顯得尤為重要。在此期待著對主權分割/分享的討論能給我們一個有價值的啟發。

    四、在核心現場擴大自治權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之後,專門研究核能與主權關係的日本哲學家中島隆博以賈克.德希達的「主權分享」為理論基礎,對主權的至高無上性乃至不可分割性進行挑戰,並將同一領域複數主權的重疊機制展望成能夠實現「即將到達的民主主義」的可能性。為此,他還引入了與國家主權和國民主權所不同的「人民主權」概念。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人民作為主權人,由於以統治主體的人民主權為基礎形成的統治主體可以分為若干個,他們可以自行以州或聯邦為單位分割國家主權或進一步去規畫小規模的地區主權,甚至那種超越國家的連帶形式也是可能的。
    經歷了日本本土的震災並進行思想摸索後,在讀著他有關主權的再構成論的同時,我回想起了在沖繩提出的「生活圈」概念。兩者的問題意識是有相通之處的。
    作為早期的朝鮮史研究學者,瑽村秀樹曾提出過將「作為定居外國人的在日朝鮮人」的生活世界定義為「跨越國境的生活圈」。由於他們那與祖國相連的紐帶是在觀念或意識的存在形式遷移中所積累出的生活狀態,而且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形成的。因此對他們來說,強迫他們回國(韓國或朝鮮)或是歸化(入籍日本)都與暴力措施無異。而且對他們來說,祖國並不是分裂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作為「本應存在的統一民族國家」在民眾的卓越智慧下,在自主地去經歷創造和變革過程中所必需的課題。
    沖繩的知識界人士為超越國境與領土的概念,而創造性地引用了瑽村的生活圈理論。他們摒棄了抽象的、觀念性的固有領土論,提出了那些在生活上與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等爭議地區息息相關的漁民們的「生活圈」(在歷史上、文化上和經濟上有交流及合作關係的區域)概念。當我們關注這個可以保障生活實際利益的生活圈時,那麼同樣在生活上與該區域有著密切聯繫的台灣漁民就不能排除在外,要考慮到如何共處這一問題。這個構想可以說是在從期待超越《威斯特法倫和約》締結以來的固有領土論和主權概念的角度出發,與「主權分割/分享」的設想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
    但是,這個創造性的理論在日本政界卻被汙衊成是在為「中國的沖繩屬國論工程」服務。沖繩從歷史和文化角度可以說是日本國內對中國最具好感的地區,可是非但不能期待這個特點使沖繩成為「冷靜處理中日關係的先鋒」,反而成為它飽受攻擊的禍根。中國提出沖繩地位未定論如同是為迎合這個「右翼」思想激增的時代提供了的口實依據。我們可以說是由於中國的「失策」,導致日本出現「愚策」嗎?不管怎麼說,在面對禁錮於國家主權至上思想中的右翼勢力的想像力會去阻礙生活圈構想實施的情況下,沖繩民眾們如何發揮自身聰明智慧開闢一條對應之路呢?
    這條路最初的開拓者雖說應是沖繩人自己,但我準備從彼此相關聯的核心現場角度、用連帶的思想來闡述一下個人觀點。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抨擊,不要迴避表明繼承中華帝國遺產的中國存在感(或者說是存在樣式)的責任,從開展回歸運動那一刻開始,我們將所堅持的自治.反戰.人權思想不斷進行昇華的做法也許就是我們所找的那條路。特別是要以人民主權概念為基礎,立足於生活中實際感受來進一步擴大自治權。沖繩民眾在長期的鬥爭中鍛鍊出了敏銳的國際政治洞察力,他們即便有追求沖繩獨立的想法,也不會草率地利用其社會規模提出這種要求。新崎盛暉提出的觀點是有必要引起我們重視的,即通過加強沖繩的自治權,敦促加快日本的國家改革,並期待著進一步衝擊到其背後的美日同盟關係。
    沖繩知識界的這種立場與另一核心現象──韓國提出的「公民參與下的統一」思想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脈相通的。在二○○○年六.一五共同宣言中,南北韓首腦(排除包括武力統一或和平統一等單方面的吸收統一手段)提出了協商統一,即分階段、漸進式的朝鮮半島式的統一進程,這就加大了韓國公民參與其中的機會。白樂晴(Nak-chung Paik)一直在用(相對於南北韓政府的)第三方(也可以說成是六方會談中六方以外的第七方)的作用來烘托公民作用的重要性。朝鮮半島作為維持目前分斷體制下的世界秩序、以及對美國強硬派和軍工企業的武器裝備生產起決定性作用的核心現場,我們期待著公民參與下的統一能夠打破美國霸權主義的局面,通過不斷地對世界秩序進行變革謀求建設一個新形態下全球共同體的機會。
    如上所述,在沖繩和朝鮮半島等(當然台灣等之外的事例也可以包括進去)核心現場開展的公民積極參與現象,可以說就是作為「雙重周邊」在反抗所受壓迫過程中的集體實踐。這是冷戰結束後為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同時也符合備受關注的加強多樣性主體自治權的趨勢。

    五、東亞共生的條件
    在東亞,擴大自治權的主體應該是對「共生感覺」感同身受的個人。這裡所說的共生感覺是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有機整體的感覺,不管好壞,我們都是近代文明化作用之下產生的,並都在不停地消耗著這種感覺,現在到了我們要修復這種感覺的時候了。
    因此,為了在生活圈的具體基礎之上實現共生,有必要在歷史和現實中找出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經驗並加以提煉。而在核心現場所積累的經驗肯定是需要去優先探索的資源。這是在經歷了反差別倫理等生活世界的各階段後出現的,難道不該將其整合到一起統稱為「共生哲學」嗎?
    共生,不同於只將自己所在共同體的存屬當作目標並追求閉塞的同質性的共同性原理,同時也區別於那種對孤獨個人實際存在的回歸。共生,承認與別人的不同,同時還去嘗試與這種不同建立聯繫。因此,它既存在於共同性之中,也超越了共同性去追求那種共生生活的方式。即不單純地否定共同性的矛盾,而是在意識到它的同時還依然照常生活的態度。也就是說,由於這種特性使得共生(即共同經營的生活)需在共苦(即共同承受痛苦)的條件下才能得以實現。建立排除或同化差別的封閉共同體並不是目的,而是對被排除在外的個體負起責任,以多層次、橫跨的方式去實現結社和紐帶的方式。
    最近,在東亞諸國中流傳著「共生」這個新創詞彙。比如說,與自然的共生、多元文化共生,同亞洲的共生等詞彙正在不斷地廣為流傳。但這裡是否也包含著需要共生擁抱安撫的共苦方面、現實中與矛盾發生衝突的方面、以及思想苦悶方面呢?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搞清楚的問題。這就是共生所要求的條件。
    我們是否滿足共生所要求的條件呢?我想,對包括生活在核心現場中居民們的痛苦在內的整體生活,我們能夠有多少同感,這應該就是判斷這個問題的尺度之一吧。在這裡,我想講一個發生在沖繩地區的相關故事。在普天間美軍基地附近的佐喜真美術館常年展示著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大型圖畫〈沖繩戰之圖〉,裡面有很多被殘酷殺害的犧牲者,他們中間還有朝鮮人。停戰之後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與日本女性結婚後一起生活在久米島的朝鮮男性和其家人被屠殺,這就是所謂的「朝鮮人一家被殺事件」,這幅畫就是以此事件為題材創作的。這是一幅能夠喚醒我們麻木情感的畫,無論你是第一次看,還是第幾次看,去回應其中所發聲音的能力將會成為將分散的我們引向共生的力量。這將作為既是倫理的、又是政治實踐的原動力而發生作用。這種能力只有在各自面對痛苦時,發生生活方式改變的情況下,才能夠被正確地培養出來。因為這種能力才是(中心軸從中華帝國到日本帝國再到美帝國的演變中而排出等級的)東亞秩序的矛盾和紛爭在濃縮的日常生活苦痛中被激發出來的產物。
    我們要開啟「共生的地平線」。對於開闢了天地的假想地平線,我們總是越接近就越感到它遙不可及。同樣的道理,所謂「共生」也是無法到達的新經驗世界。但是我相信,因為這個地平線是我能看到的世界,是我生活的空間,因此在其中有可能發生使我改變、同時也以此去改變別人的事情。換言之,開放的主體以開放的紐帶為中心,將私人的生活改變為共生的生活,這種事情終將會在未來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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