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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知識分子與臺灣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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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者介紹  |   目錄  |     |   內容試閱  |   同類推薦   |  購物說明

    內容簡介

    《大學之道:知識分子與臺灣民主化》一書,收錄「2013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所發表之論文。以《大學雜誌》為文本,從不同角度深入探討該雜誌於七○年代所掀起之民主思潮,及對台灣民主化所造成的影響。作者來自政大、台大、世新及大陸華中師範等校,並邀請當事人蒞臨分享當時之體驗,其意義非凡,故乃予集結成冊出版。既為數位典藏資料庫學術研究利用成果之紀錄,並展現史料利用之學術價值而推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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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組(編)

    政大圖書館秉持史料數位保存及學術價值開發之長期發展目標,以搭建史料與學術研究結合之平台為期許。「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即是提供研究者利用圖書館所建置之數位典藏之史料,進行研究成果發表與意見交流之平台。未來將持續建置不同主題之史料資料庫,並出版系列專書,協助推動史料研究之創新學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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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

    EAN / 9789860429558
    頁數 / 360
    裝訂 / 平裝
    級別 / 普
    語言 /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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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 台灣社會中的歷史意識
    ‧ 大學圖書館的人文守護
    專題演講
    ‧ 對《大學雜誌》我見我思
    綜合座談
    ‧ 《大學雜誌》的回顧與前瞻
    反思與回應
    ‧ 越是鬱卒的時代
    論文
    ‧ 文人論政再思考
    ‧ 回歸現實與創造歷史
    ‧ 從《大學雜誌》看一九七○年代改革派知識分子集團的「知識分子觀」與「中西文化觀」
    ‧ 《大學雜誌》與國民黨的文化政策之分析
    ‧ 競逐真實:析論《大學雜誌》中的保釣論述
    ‧ 顏元叔與《大學雜誌》
    文獻選輯
    ‧ 給 蔣經國先生的信
    ‧ 國是諍言
    ‧ 開放學生運動
    口述歷史
    ‧ 陳鼓應與《大學雜誌》
    附錄
    《大學雜誌》第三十七至六○期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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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雜誌》產生於台灣的一個特殊年代。
    一九四九年國府退守台灣,同年五月宣佈島內進入戒嚴狀態,隨即頒布嚴苛的《懲治叛亂條例》。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橫守台灣海峽,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散播到台灣,蔣氏政權獲得CIA的技術支援,在島內進行地毯式的大逮捕。自此以後,戒嚴時期延續三十八年之久,史稱台灣的「白色恐怖時代」。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因刊物內批評時政的言論而遭逮捕、雜誌也被查封。自此,言論界噤若寒蟬,整個六十年代籠罩於政治的高壓陰霾中,時人稱其為「啞巴的一代」。直至七十年代初期,由於國際局勢的調整加上島內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提升,戰後成長的青年乃結群而出,於一九七一年元月改組《大學雜誌》,這個群體後來被稱作「《大學雜誌》集團」。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間,台灣社會接連發生三個重大事件:《大學雜誌》改組、「保釣」運動興起於台大、政大各校園,以及「臺大哲學系事件」。事實上,後兩個事件的進展都與《大學雜誌》的言論傳播密切相關。
    七十年代初期,在革新浪潮的推動下,《大學雜誌》交織著民主到民族、人權到主權的言論主軸。直至《夏潮》雜誌出現,可以說這一主軸或顯或隱地貫穿於整個七十年代的思想言論界。八十年代以後,雖然台灣政治結構發生重大轉變,黨外刊物蜂擁而出,但在理論層次與思想內涵上,卻十分單調,所觸及的議題多屬新聞相關的政論性質。在理論層次和思想內涵上遠不及《大學雜誌》與《夏潮》,更不如五十年代《自由中國》雜誌來得激盪人心。 ~~ 陳鼓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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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陳玲玉女士:我現在是個律師,我們律師業常常講的一句話叫做「權力是爭取來的」,實際上我要講的是:民主也是爭取來的,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但是當我們做一個學生知道我要去爭取民主的時候,其前提是我知道民主,我知道我欠缺民主,我才知道我要爭取它,我如何爭取它?
    記得在高中以前,唯一的目標就是考第一名,考上台大法律系第一志願。進了台大杜鵑花城,我的心裡是開放的,因為我覺得我以後不用再考試了。才開始發現原來有雷震、胡適先生的《自由中國》,還有《文星雜誌》。我第一次在台大,劉福增老師跟我講的話,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說:「你看台大,建築物一棟一棟的蓋,台大的精神在哪裡?」這句話從那個時候打擊了我一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原來除了物質之外,人是有精神面的。
    看了雷震他們的《自由中國》、《文星雜誌》,甚至到牯嶺街,很冒險、很好奇地去看了很多禁書之後,我們從雜誌裡面,看到真正的很多知識分子。從書中,從雜誌中,我才知道甚麼叫做民主?甚麼叫做自由?我們才知道戒嚴中,我們是欠缺這些東西的。很幸運的是一九七一年發生了保釣運動,那時洪三雄他是大三,他是法代會主席,我是他的秘書長。當時我們第一次舉辦示威遊行,是為了這群保釣學生。從台大校園走到美國大使館,洪三雄是三位代表台大學生去遞美國抗議國書之一。
    那個暑假之後,我們想,我們就這樣子了嗎?我們還能做甚麼?所以洪三雄鼓動我當法代會主席,就可以繼續鼓動民主自由的工作。那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同學—錢永祥,他是台大哲學系的,還有王杏慶、王曉波。因為錢永祥,我們認識了陳鼓應老師,因為他是哲學系的。我跟陳鼓應老師真是一拍即合,因為話都是我們在講,洪三雄文章寫得很好,話都是我們兩個人在講,而且我們兩個是非常激動的。於是我決定要當法代會主席之後,就跟洪三雄事先規劃好,十月要辦「言論自由在台大」;十一月要辦「民主生活在台大」;十二月是要辦「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今天想起來很輕鬆,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那是很恐怖的事情。我們其實要談言論自由,可是為了護身符我們加了在台大。然後我們說我們要談台大的審稿制度,為什麼是教官來審稿,我們希望教授來審稿,其實是不應該審稿的。從這裡開始,接著請陳鼓應老師主要談人是有自由的,然後再找了七位老師座談。之後談民主生活,一樣要加一個在台大。記得在預演時,陳鼓應老師說大陸有甚麼大字報,我們就在「民主自由在台大」座談會的時候,陳老師一上台就說我們要台大的民主牆,要做大字報,那真的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事情。
    每次座談會結束後,我們還有一個革新的做法,我是法代會主席,洪三雄是法言社社長。《台大法言》是月刊,洪三雄就說我們要革新,把月刊改成雙週刊,然後把《台大法言》從輿論性、校園性的雜誌改成是政治性的,將每一次的座談會,全部刊登在《台大法言》。不只這樣,我們還去串聯,我們兩個加入台大新聞社擔任主筆,串聯了台大全部的社團。後來辦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時候,台大其他的雜誌,共同幫我們以正反方的意見講應該要全面改選。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就是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座談會,由周道濟先生贊成不應該改選,因為要維持法統。現在講起來是很奇怪的,民意代表為什麼可以不要改選?為什麼是終身職呢?可是他們認為當時的中央民意代表是大陸選的,他們說不能改選,因為他們是代表大陸的法統,國民黨只是退居台灣,如果改選的話,這法統就斷掉了。後來我們就想,如果法統是要這些老國代來代表,那這些人死了法統怎麼辦?到哪裡去了?我們今天想得很簡單,但那時候這些都是禁忌。
    很幸運,那時候有一個張德溥訓導長,他最後是核准我們辦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但有一個要求,必須要把「應否」全面改選用一個很大的字,所以我就做一個海報在台大校門口,從街的那一頭就可以看到整個海報。我不是用一個看板,我是用十幾個看板,一個看板只寫一個大字,所以是很大、很大的字,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兩個字全面改選,借了台大校總區體育館,容納了三千多人。張俊宏先生、康寧祥先生等幾個長輩,都在下面聽。因為在台灣是不可能有這個機會去談論這個題目的。這題目談完之後,其實在整個台大學生的思維,受了很大的震撼及打擊。因為我們知道民主,我們知道自由,我們知道要去爭取這個權力的東西,可是這也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衝擊。不只是洪三雄跟我個人被記過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國民黨利用《中央日報》刊載了一篇文章,叫做〈小市民的心聲〉,這個作者叫做孤影。
    內容是說台灣非常安定,生活多幸福啊!我們可以去吃一條龍,那時候還沒有鼎泰豐;唱歌到麗聲歌廳,那時候沒有卡拉OK。在這樣安定的生活,你們這些學生簡直是太不知足了,大陸就是因為民主學生運動搞砸了。當時陳鼓應老師講要民主,學生要民主大字報、民主牆,所以我和三雄對於這樣的全面改選,我們就想爭取,但學校已經不准我們去辦座談會了。剛好〈小市民的心聲〉這書,政府機關印出來約有一萬本,散發到全國大專院校、高中,大家都要去念這本書。於是我們就辦演講,叫「〈小市民的心聲〉演講會」,不過被要求陳鼓應不能參加,我就說好。因此,就請了王文興老師、黃默老師、還有王曉波三個老師。並跟陳鼓應老師說,你就坐在下面,結論講完後沒有誰要發言,就請陳鼓應老師起來講,其實通通是演練好了。
    我做小市民心聲的時候,第一個,學校禁止借用台大體育館來辦活動,校方說除了畢業典禮跟開學典禮外;第二個借台大法學院的圖書館(可以容納四百多人),校方說圖書館也不能借,最後找到了台大法學院最大的教室,大概只有160人。辦「小市民的心聲」座談會那時候,不只大家佔位子,後面、外面的草原通通站滿了人,大家不讓我開始,說擠不進來,最後將麥克風拉到給教室外的同學聽。
    我今天要講的是,我們那個時代,不管是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要辦「小市民心聲座談會」的時候,林紀東老師給我們一篇文章,他本來要親自來講,可是後來生病,要我當場唸。他說因為〈小市民的心聲〉作者叫孤影,就是不具名,孤隱其名。他說請你唸這篇文章時一開始就說:「我是林紀東,我是台大的憲法老師,我的學生的任何言論,大家都可以批評他,但是當你批評我的學生的時候,請你站出來用你真實的名字。」然後他就講為什麼要言論自由?最後說請你用我的真名林紀東發表。你知道那樣的一個教育,到今天我都還牢記,他教育我形成我今天這樣子的人格。所以我們在台大的那幾個運動下來,我想除了是那些人之外,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不一樣的。
    我記得在小市民心聲座談會的時候,王文興老師說,為什麼小市民心聲這個孤影,他會認為把學生運動導致亡國。以大家都懂的例子說明,一個人感冒他可能會發燒,發燒可能會引起肺炎,肺炎如果弄得不好會感染到其他的器官,所以你就會死。可是在邏輯上,你不能說:所以感冒你會死。今天的政府如果要用戒嚴時期來教導民眾,那就是這樣,發生A的時候結論就是死,就是B,因此就說有學生運動就會亡國,這是一個很錯誤的思維,老師就是這樣教我們的,改正我們的思維。同時我們那時候開始在做學生運動,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我們當時,任何的運動,你可以感覺它是沒有個人的,我們真的只有國家民主、自由民主,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的思維。
    我真的很希望有機會與同學分享,我們師生之間,老師用知識分子的心態,來教導我們,如何影響我。三雄和我因為那個活動下來,我們深切地知道,我們永遠為追求台灣的自由民主而努力,但是我永遠不會成為政治人物,雖然那時候的老師都認為我們會是檯上的最佳的政治人物的人選,可是我們不會,因為我們覺得我們願意做一個永遠的批判者。因為我們可以講真話,我們不用去逢迎政黨,我們可以做一個非常自我,當你無所求的時候,基本上社會國家才會進步的。我想我們今天不是在緬懷過去,緬懷過去的目的是為了開創未來。
    我今天來看《大學雜誌》,跟現在的雜誌有甚麼不同,會發現今天那麼多月刊,那麼多雜誌,有太多的新聞太少的論述,我們這個社會有太多的名嘴,有太少的知識份子。我想《大學雜誌》教導給我們的是:我們真的是很申論的,我們做的每一次的座談都看了很多的書,站起來的時候,我們知道在甚麼樣的主題講甚麼樣的話。
    我們不反對丟鞋,我們希望做到的不只是丟鞋。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講「言論自由在台大」,因為我是主持人要開場,我還記得那時候第一次講話,我想了很久,我要講甚麼才不會被抓去,在這個場合能很完整的讓我講完。而每一個座談會確實都很順利地講完,因為我是很有技巧的。譬如我說:「台大不是沒有言論自由,否則今天的座談會不可能召開;台大言論自由是不健全的,否則今天的座談會沒有召開的必要。」你想我這樣講,是不是很安全,我達到我想要講的話—就是說台大言論不自由,可是我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所以我覺得學生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因為沒有包袱,也會受到比較大的容忍。但是我們真的不要搏鬥,要智取,當時若不是智取,我不可能留下言論自由、民主生活、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一個小市民心聲這樣的非常珍貴的史料。不是我精采,是有那麼多精彩的老師,但學生有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怎麼樣找到那個精彩的老師去爭取他、聳動他,讓他站出來,像陳鼓應一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非常謝謝大家,我真的很高興大家都可以來。最後講一句跟政大很有關的,台大這些事情發生之後,我們不只可以進步,那時候也開始逮捕人了,包括陳鼓應老師、王曉波、錢永祥,洪三雄當時在當兵也被叫去了喔!他們被逮捕大約十五天後被放出來,放出來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否則會被關更久。有一個政大的同學郭譽孚,他是錢永祥的朋友,跟大家也都是很好的朋友,這些朋友進去了之後,因他不是台大的,他跑到台大的校門口,用刀自殺,他說:「請放了我台大的朋友」,這是政大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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