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謙益及其歷史定位】

歷史上對於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年）其人的評價，向來毀譽不一。錢在世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被公推為詩界巨擘、文壇領袖，以他主盟的虞山派在明末的諸多詩歌流派中聲名顯赫，數以百計的弟子向他問學不輟，若不是明朝覆亡，錢肯定會彪炳史冊。然而一六四五年，滿清鐵騎攻陷南明的都城南京，錢的命運也就此急轉直下。是時在福王朝廷就任禮部尚書的錢謙益迅速投降了清人，儘管錢後來對於自己的降清搥胸泣血，深自愧悔，儘管他在一六四六年即致仕歸鄉，中國許多文史學家卻不肯寬恕（或者說忘卻）錢短暫的「叛國投敵」行為。在他們心目中，錢謙益始終是「失節者」的代名詞。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第一個以官方形式聲討錢謙益的人正是滿清的乾隆皇帝，他對錢作出的結論是：「大節有虧，實不齒於人類。」到了一七六九年，即錢死後一百多年，乾隆下詔禁毀錢謙益的全部詩文，後來還著意指示「無使稍有存留」。乾隆首先是憎惡錢謙益身事兩姓，有虧臣節，同時又對錢降清後尚在詩文中「陰行詆謗」滿人的行徑怒不可遏。故此，在一七七○年的一首御制詩中，乾隆指斥錢謙益「進退都無據」。

有趣的是，乾隆皇帝褒顯忠貞風勵臣節，詔旌明季死事諸臣為大明英烈。我們由此注意到，即使是在十八世紀七○年代大興文字獄的時候，乾隆也極少公開指責那些在十七世紀為前朝捐軀的忠臣義士。J.D. Schmidt對此解釋得很到位：這是因為清政府「希望當代的官員能夠以同樣的忠誠為本朝效命」。知道了這一背景，便不難理解乾隆為何於一七七六年為明朝忠烈陳子龍（一六○八－一六四七年）平反昭雪，還英雄以本來面目，凜於陳氏的「浩然正氣」，乾隆將其追諡為「忠裕」。

與此相反，對於那些身事明清兩朝的官員，乾隆皇帝決定予以懲戒，至於處分輕重則因人而異。於是，一七七七年乾隆下詔為錢謙益一類的「無行」降臣專門在國史中增立〈貳臣傳〉。在乾隆看來，錢謙益「反側貪鄙」，正是「貳臣」這一類別的不貳人選。一七八一年，乾隆進而將錢謙益及其他幾個「貳臣」貶入〈貳臣傳〉乙編（以示比列入甲編的洪承疇諸人更低一等）。乾隆諭旨說，錢謙益之流歸順本朝不過是「謬託保身」的一時權宜，作為一種懲戒，錢謙益的詩文集被皇皇巨著《四庫全書》澈底擯除在外。

【「二二八」的聯想】

在我們抵達臺灣的第二年（一九四七），二二八事件爆發了。那年我剛三歲，父親二十八歲不到，當時任職基隆港務局總務科長。

那年二月二十七日，臺北發生了一個緝煙衝突事件，政府緝煙人員因故打傷了一臺灣人煙販，又打死一個路人。次日，臺灣各地群眾發起暴動，焚燒了煙酒公賣局又攻占了警察局，憤怒的臺灣民眾與政府軍警對峙，事態蔓延，很快就演變成臺灣人攻擊「外省人」的局面了。因此，大陸人都不敢出門，也有四處逃難的（據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國駐臺大使館信函文件記載，當時有不少大陸人逃到美領事館避難）。其實，在二二八事件之前，人們就已經預感到「大災難隨時會爆發」，因為「早在一九四六年末，失望和不平已經在臺灣，尤其在城市中十分普遍，緊張的局面不斷升溫」［參見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ei Wou，《一個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起義》（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九四］。至於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當時美國的《紐約時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也有詳細的報導。

我父親身為大陸人，又是政府公務員，當時處境極其危險。因為有些臺灣人為了要出氣，只要看見外省人（不會說臺語的）就出手打殺。那時，我們家住在基隆大沙灣港務局宿舍，職員上班必須乘港局小渡輪。事變發生後，這裡的職員都不敢出去上班了，一因港內槍彈亂飛，二因渡輪上的工人全是臺灣人。只有我父親每天照常乘船上班，因他平素同情體恤屬下的臺灣員工，與他們交了朋友，這時就受了保護，來往平安無事。但到三月八日，不料國民黨軍增援部隊，由福建乘登陸艇蜂擁而至，一舉控制了基隆高雄兩大港及要塞。士兵一上岸立刻向臺灣民眾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槍掃射。於是，忽然之間，局勢一變而成了外省人屠殺臺灣民眾的慘劇。軍隊遇到臺灣人，凡不會說普通話的，馬上就地處決，血染基隆港，遍地是血腥。

沒想到這麼一來，我家又緊張了，因我母親是臺灣人。她曾住過北京，故學會了「普通話」；可是，萬一有人聽出她的臺灣口音來，那怎麼辦？一時全家憂心忡忡，如坐針氈。

部隊登陸那天，槍林彈雨，父親被困在港務局的大樓裡，不能回家。傍晚，母親開始緊急應變。那時，我和大弟還小（小弟尚未出生），完全幫不上忙。母親一個人挪開榻榻米下面的墊板，彎著腰爬到水泥地上，清理地上的泥沙，然後把一床厚棉被鋪在地上。那些日子裡，只要一有槍聲，或巷子裡有嘈雜聲，母親就急忙掀開板子，帶著我和大弟鑽進地下去，日夜都如驚弓之鳥。

那時我才三歲，然而在往後成長的歲月中，那可怕的情景還時而在腦海裡浮現。

【春到耶魯萬事新，選出校長人稱奇】

去年（一九九二年）春天，耶魯大學問題重重，人人怨言不絕。由於校長及副校長大失「民心」，二人先後辭職，一時耶魯頓失往年的氣派，內外諸事頗為拮据。幸而不久聘得一位慈祥和藹的老教授拉麻（Howard Lamar）為臨時「代理校長」，才能平靜地度過這一年。

轉眼間，今年春天已到。耶魯校園仍是出奇的美麗，到處賞心悅目，香氣襲人。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經過這麼幾個月，新校長仍遲遲未能選出，使人無限氣餒，以為校董會諸人意見分歧，無能行事。突然間，四月十五日早上十一時，我接到校長室祕書的電話，說校董會已選出耶魯同事雷文（Richard Levin）為新校長，將於五個小時後正式公佈，請我於當天下午四時去參加宣佈大會，但在那以前請我暫時保密。

掛了電話，心中有說不出的驚喜。喜的是，平易近人的朋友Rick（雷文小名，我們一向如此稱呼他）一定可以帶給耶魯無限的希望，也能化解上一任校長所遺下的不良氣氛。

但頗令人深思的是，為何數月以來，居然沒有人想到雷文是個最佳人選？原來他早就被「選校長委員會」提名，但大多數人以為他不可能被選中。原因之一是，雷文雖具有領導才能，但他在行政經驗方面遠遠不及其他諸位被考慮的人選。其實，他被提名後不久就有人說，他絕不可能成為最後人選，因為他目前的職位只是研究院院長，在行政上即是副校長若燈的下屬，學校怎麼可能讓他跳到若燈的頭上，而將主屬地位顛倒？（按：若燈已被聘為賓夕凡尼亞大學校長，即美國常春藤大學第一位女校長，此為後話。）基於這種考慮，數月以來沒有人討論到雷文。一直到四月一日左右才終於有人（包括他自己）考慮到他或可成為新校長的可能性。

其實大家所以沒想到雷文會真的被選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他自己本無做校長的野心──相較之下，許多被考慮的人選均公然地野心勃勃，他們的響亮名字常在報章上出現，亂人耳目。反之，雷文只安心做他任內的事。直到最近發現自己居然被鄭重考慮時，才真正想到當校長之事。這種虛懷若谷的精神使我想到老子《道德經》所說的：「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第五章）──意思是說，廓然空虛者能包容萬物而生生不已，但多所設施者反招致敗亡，所以不如抱守清虛，無為無欲。

最有趣的是，雖然這次大家都沒想到雷文會成為新任校長，但還在十多年前（當雷文還是三十歲出頭的助理教授時），已故校長嘉馬地就預言道：「有一天雷文會成為耶魯校長。」這個預言大家早已忘了，現在突然又想起來。例如耶魯資深董事路克先生最近想起此事而歎道：「嘉馬地並非什麼算命先生，能預卜先知。但他有過人的智慧，才能看出天才之潛力來。」這使我想起，數月前自己隨口說出的一句話竟也實現了，可謂巧合──我說，希望耶魯大學「選出一位像嘉馬地那樣為理想而奉獻生命」的新校長（見，〈永恆的座椅：是選校長還是選總統〉，《聯合報》副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果然，現在雷文被選為校長，全校師生紛紛把他比成嘉馬地──當年嘉馬地也是從未料到自己會當校長，而被選中時也是一樣謙虛。嘉馬地當時既年輕又缺乏行政經驗（比雷文更少行政經驗），他從未當過系主任或院長，僅只當過「人文學科的主席」。但多年後的今天大家一致公認嘉馬地是「校長中之英雄」，仍對他的所作所為牢記在心，時時引為佳話。就如耶魯社會學教授耶利克森所說：「做校長成功與否不在於一個人有多老、多有經驗，而是看他有多少智慧。」

其實這種所謂的「智慧」與老子「虛而不屈」的思想暗暗吻合。這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件與選新校長息息相關的事來。原來今年若非代理校長拉麻以犧牲小我的精神來挽救學校危機（他以七十一歲高齡每日工作到深夜），則耶魯也不可能如此順利地度過難關。由於拉麻為人謙虛和氣，才漸漸把上任校長所遺下的敵視氣氛轉為團結與希望，功勞確實不淺。憶及去年拉麻教授被選為代理校長時，他也是驚奇不已──因為他自己早已準備於六月底退休（滿七十歲），萬萬沒有想到大家突然請他擔任如此要職。經過考慮之後，甚得人緣的他終於答應做一年臨時代校長。消息傳出，果然全校一片喜氣洋洋。有趣的是，就因為他最沒有野心當校長，大家才更加信任、尊重他。

於是，前幾天（四月十五日當天）宣佈新校長雷文的同時，我們又為另一件意外消息驚喜不已──原來耶魯校董會全體投票通過，將拉麻的職稱由「代理校長」改為「第二十一任校長」（而雷文則將於今年七月一日以後正式成為第二十二任校長）。這突來的消息使在場人士忍不住落淚，都頻頻向滿頭白髮的拉麻致敬。最後校董事路克先生轉頭向拉麻說道：「您是我們的英雄，我們對您的感激無法用言語來表達。」接著全體師生掌聲如雷，在一片歡呼中逐漸散去。

沒想到耶魯大學原來想找一位新校長，現在卻得到兩位校長。此乃史無前例之舉，特記在此，以供讀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