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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故事(卷三):漢學圖書館故事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Ⅲ

    作者:宋建成
  • 書系:頂尖文庫
  • 出版社:元華文創
  • 出版日期:2020/07/06
  • 商品語言:繁體/中文
  • ISBN:9789577111753
  • 定價:450
    優惠價:9折,405
  • 優惠期限:2021/01/01

    ※庫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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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漢學圖書館係指海外蒐藏漢學(中國學)圖書資訊備供研究人士教學研究及政府參考的圖書館。

    本書敘述日本、美國在1946年以前一些學術圖書館,如國家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及學術研究機構,經年累月,透過派員或委託書商代理等方式,在中國華東、華北、東北、華南,尤其是藏書家最多的江浙兩省,大肆蒐購漢學相關研究資料,如中國善本書、方志、史料文物等。到了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還有英、俄、德、法、日等國探險隊、考察團頻繁的出入亞洲腹地活動,將大量的古民族文物文獻等歷史資料,移藏各國學術圖書館。

    本書將日美歐等國學術圖書館分別從中國海、陸兩方蒐集漢學研究資料之經過,以其建立漢學圖書館館藏基礎,並加以分類編目整理,完整呈現漢學家及政府應用的過程。

    商品特色
    最完整的海外漢學圖書館建構史,內容關照日美歐等國學術圖書館建立漢學圖書館館藏基礎,具體呈現漢學家及其政府對於中華文物文獻應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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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宋建成

    宋建成
    學歷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育學學士
    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史學碩士

    公職
    曾任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國立中央圖書館閱覽組主任、總務組主任;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閱覽組主任、參考諮詢組主任;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編目組主任

    教職
    曾任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兼任副教授

    著作
    期刊論文
    〈王振鵠教授與臺灣圖書館事業〉、〈國家圖書館歷史沿革之探析〉、〈臺灣公共圖書館史〉、〈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讀者服務〉、〈近代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軔〉、〈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沿革史〉、〈岫廬先生與東方圖書館〉
    研討會論文
    〈知識經濟與圖書館資源共建共享〉、〈國家圖書館文化資源數位化計畫〉、〈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及其文獻傳遞服務〉、〈NII與國家圖書館館藏數位化〉
    專書論著
    《清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中華圖書館協會》
    專書論著單篇(章)
    〈《麟臺故事》中所見北宋館閣的功能〉、〈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我國圖書館事業輔導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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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

    EAN / 9789577111753
    頁數 / 344
    裝訂 / 平裝
    級別 / 普
    語言 /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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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叢書序
    前言

    第一章 日本漢學研究資料的蒐藏
    前言
    一、明治維新以前漢籍輸入日本
    二、漢籍目錄編製
    三、明治以來的國家藏書機構

    第二章 日本中國學研究資料的蒐藏
    前 言
    一、從漢學到中國學
    二、日本對華的調查與研究
    三、學界在華訪書
    四、日本財閥蒐購文物
    五、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調查
    六、外務省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推波助瀾
    七、偽滿洲國的圖書館事業
    八、敵偽政權蒐藏古籍

    第三章 美國漢學資料的蒐藏
    一、西方漢學的發展
    二、美國傳教士漢學時期(18 世紀末―19 世紀下半葉)
    三、美國專業漢學時期與中文書籍的蒐藏(1867-1949)
    四、漢學學術團體成立(1842-1949)
    五、重要學術圖書館蒐藏(1869-1949)

    第四章 外國對中國古文獻的蒐藏
    前 言
    一、吐魯番文獻
    二、敦煌文獻
    三、黑水城文獻
    徵引及參考文獻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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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國家圖書館於1981年6月1日成立「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以促進漢學研究,加強對國內外漢學研究人士服務為旨趣。1987年11月更名為「漢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中心的重要工作項目,包括蒐集漢學資料、提供參考研究服務、獎助國外漢學家來臺研究、編印漢學研究論著、出版漢學目錄索引、報導漢學研究動態、舉辦各種規模的專題研討會、在國外辦理書展等,經多年的經營,在中國人文研究及國際漢學研究交流的領域,已奠下了基礎。然而,本書的內容卻不含國家圖書館,也不包括兩岸四地有關漢學研究(Sinology)和中國學研究(Chinese Studies)的圖書館和有關的中心,而是中文典籍的總藏書量,特別是中國善本書和普通本線裝書方面,為中國大陸、臺灣境外數量最多的日本、美國。兩國有關中文典籍蒐藏歷史悠久,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野,1945年以前側重蒐集和典藏,戰後更重視延伸到提供研究人士服務,編製書目索引,複製縮影微捲,由自動化整理而邁入數位化整理,帶給研究人士從事教學與研究的便利,嘉惠士林。兩國蒐集漢學研究中文館藏的開始與發展是非常地不同。

    日本的蒐藏
    中日兩國一水之隔,文化交流史可說是源遠流長。以孔孟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對鄰國的影響最深的是日本。19世紀以前,日本經過兩次巨大的社會政治變革運動,「大化革新」和「明治維新」,逐漸地成為現代化國家。

    鴉片戰爭以前,支配東亞的強權是中國。日本面對隋統一中國的中央集權國家,討伐朝鮮半島的高句麗,向東亞擴張勢力,倍感威脅。593年(隋文帝開皇13;推古元)12月,日本推古天皇即位,以聖德太子(今日本稱:厩戶王,認為紙幣上日本人所熟悉聖德太子着朝服持笏板的像貌,也不是本來的樣子)攝政。聖德太子採取加強與中國和朝鮮的聯繫及內部政經改制的國策。聖德太子以改變過去由豪族(大小不同的氏族)聯合組成的政權,以建立以大王(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為目標,推行新政。在政治方面:1.派遣隋使。推行自主外交,積極吸收中國治國的韜略、禮樂制度及文化思想。於600年(隋文帝開皇20;推古8)起,先後派遣隋使5次,每次都有學問僧、留學生隨行。每次都會攜返中國文獻典籍及文物,並求取佛經。2.實施十二階冠位。603年(隋文帝仁壽3;推古11)12月,定冠位,分德、仁、禮、信、義、智6等,每等分大小兩階,共12階。冠色大小順序為紫、青、紅、黃、白、黑,又以顏色的濃淡分大小。將豪族轉成為大王的官員,以個人功勳授冠賜爵,開選賢與能之道,打破氏族血緣與門戶世襲習慣。3.制定十七條憲法。604年(隋文帝仁壽4;推古12)4月太子親定《憲法》17條,「擷取儒、道、佛諸家思想而成,文句更博採《詩經》、《尚書》、《孝經》、《論語》、《中庸》、《左傳》、《禮記》、《管子》、《墨子》、《韓非》、《韓詩外傳》、《史記》、《昭明文選》等漢籍而成,究其內容是官員執行行政的準則規章、國家組織原理、道德訓戒。也是太子想集德治、禮治、法治於一爐的,政治理念。」(蘇振申)。4.採用曆法。5.編纂國史書籍。在文化方面:1.採用佛教思想。提高社會倫理並作為政治上的道義基礎。2.獎勵佛像、寺廟的建造。太子的聖業,開啓了「大化革新」的契機。「大化革新時諸多功臣就有大量歸國留學生以及留學生們的弟子。」(任德山)

    645年(唐太宗貞觀19;孝德天皇元)孝德天皇即位,定年號「大化」,創日本年號之始,同年遷都難波(大阪)(其後又遷回)。646年(貞觀20;大化2)孝德天皇頒布了《改新之詔》,展開全面向大唐學習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大業。1.改革統治機關。調整行政區域,劃分為京師、國、郡、里,地方官員由中央任命,設置關塞與戍邊軍,設立驛站。2.公地公有制。廢除私有土地和部曲制度,土地和人民收歸國家。3.推行「班田收授法」,造戶籍,計帳,分公田予公民。4.施行租庸調制。公民有向政府繳納租、庸、調,服兵役和雜傜的義務。期間,663年(唐高宗龍朔3;天智天皇2年)8月,因朝鮮半島國家的糾紛,擴大為東亞地區的國際爭端,日本出兵,在朝鮮半島西南部白江口(白村江;今韓國錦江入海口)海域遭遇唐朝的反擊,日本全軍覆沒,舉國震驚。白江口之戰打破了朝鮮半島的均勢,新羅在大唐的支持下統一了朝鮮半島,建立新羅王朝。日本國力大損,一方面遷都至近江,仿唐《貞觀令》,發布《近江令》(668年),在各地方修築了防禦性的山城,接着天智天皇去逝又爆發了壬申之亂,673年(唐高宗咸亨4;天智天皇元)天武天皇在飛鳥御原宮登基即位,都城再度遷回飛鳥,繼續推動革新運動。先後廢除奴隸制(675),制定官吏考核法(678),制定《飛鳥淨御原令》(681),廢除匍匐禮(682),制定八色之姓(684),制定官位四十八階(685)等,一方面不斷派遣唐使深入向唐學習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其中包括律令制下各種規章、禮樂服飾、建築風格、醫藥、漢音、漢字、漢詩以及儒家思想等各方面。中國典籍大量傳入日本。至701年(武周大足元,文武天皇大寶元)制頒《大寶律令》,繼之,718年(唐玄宗開元6,元正天皇養老2)制頒《養老律令》,終以唐為範本,建立了完備的律令制中央集權體系,實施「班田制」和租庸調制為基礎的古代國家。貴族納入官僚體系,為天皇效勞,按官職、位階、功勛等賜予土地,予以特權優待。平民納入國家戶籍,承擔義務,可徵為兵員、勞力、上繳賦稅,為天皇使用。

    自白江口之役後,日本收斂野心,銳意改革,努力學習中國文化,留意於中國典籍的蒐集和典藏,尤其重視中國儒佛經典。將中國文化內化為日本文化。因為仰慕中華文化,透過漢籍的閱讀,認識了中國儒佛文史經典;因認同而採用了中華文化。將中華文化引入日本文化生活中,漢詩、漢文、漢畫、書法等,都成為日本讀書人的必要修養,形成貴族文化。

    經歷鎌倉室町幕府武家社會的形成生活文化的產生期、江戶幕府近代社會的形成平民文化的發展期,進入近代國家的形成國民文化發展期。1853年(清文宗咸豐3;日孝明天皇嘉永6)美國伯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艦隊叩開了日本的國門。1867年(穆宗同治6;孝明天皇慶應3)薩摩藩和長州藩,聯合發起倒幕運動,明治天皇祚位,翌年改元「明治」,並將江戶改稱東京。1868年4月6日(同治7;明治元.3.14)明治天皇宣布《五條御誓文》,其中包括改革開放、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上下一心、大張經綸等主張,對日本改革起了提綱挈領的作用。明治推行「廣求知識於世界,以振皇基」,開始轉向西方尋求「文明開化」、 「富國強兵」的良方良策,展開了「歐化」運動。

    明治熱衷吸收西方的制度及文化,以躋身現代化國家之林。1869年4月明治政府聘請(荷)柏克曼(Guido Herman Fridolin Verbeck,1830-1898)為顧問。柏克曼曾以傳教士身分前往長琦「致遠館」(佐賀藩所設),教英文、政治學、經濟學、美國憲法、國際法、聖經等科目。鑒於急於了解西方文明並引進西方文明,透過外國專家口述或閱讀西洋書籍仍有隔靴搔癢的感覺,最好的方法是親自到西方走一趟,去體驗西方文明。柏克曼為明治政府擬訂一個遣外使節團計畫,包括使節團目的、組織成員、調查方法與旅程等。明治提出要銳意改革,「破舊來的陋習,求知識於世界」。1871年12月23日(同治10;明治4.11.12)就像大化革新派遣唐使一樣,明治派遣了一支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美國及歐洲諸國考察使節團赴海外取經,「至1873年9月13日(同治12;明治6.7.22.11)止,共考察美(205天)、英(122)、法(70)、比(8)、荷(12)、德(33)、俄(18)、丹麥(5)、瑞典(8)、意(26)、奧地利(16)、瑞士(27)12個國家,史稱「岩倉使團」。以右大臣岩倉具視(1825-1883)為正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卿山口尚芳為副使及政府官員理事官、書記官(以上46人)、隨員(18)和留學生(43)等107人組成,這次使團規模之大,時間之長,考察國家之多,都是絕無僅有的。考察對象:1.各國政治制度的理論及其實際運作狀況。外交部、議會、法院、財政部等機關的組織編制與運作狀況。2.與經濟、財政有關的各項法規及其實際運作狀況。3.各國教育制度及其實際運作狀況。4.各國陸海軍的制度及其實際運作狀況。理事官負責考察,書記官負責記錄。每位理事都被分配考察一項,還得研究將其引進日本的可能性與方法。因為日本素有「蘭學」,使日本在西方衝擊來臨前,對西方文明就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書記官久米邦武(1839-1931)撰考察報告《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國覽實紀》100卷5大冊(東京:太政官紀錄掛,1878)可資參考。回國後大力提倡要以內政改革為先,不支持當時日本國內沸沸揚揚的「征韓論」。隨團學生也對日本近代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明治決定以英國為富國的標竿,以德國為強兵的楷模,教育、經濟和軍事等全面轉型,走出一條大國崛起之路。如通過頒布《學制》、《教育令》、《學校令》等建構近代教育體系,建立全民教育。創辦東京砲兵工廠等四大兵工廠和重點扶持三菱、三井等與軍事相關企業,至1880年(德宗光緒6,明治13)基本建立了官營軍工企業和國民企業。1889年(光緒15,明治22)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確定師法普魯士君主立憲,明治天皇擁有軍隊的控制權,議會和內閣對天皇負責,為後來軍國主義埋下伏筆。

    明治扮演改革的主要角色之外,還有當時一群啓蒙思想家,他們抨擊傳統思想,介紹西方文明,闡述西方思想。以1873年(同治12年;明治6)7月森有禮所創「明六社」最具代表性,成員有西周、福澤諭吉、家藤弘之、中村正直(敬宇)、西村茂樹、津田真道、杉亨二、箕作秋坪、箕作麟祥等,皆備漢學修養和西洋近代知識的學者,他們以「文明開化」「開啓民智」為己任,創刊《明六雜誌》,為促進日本教育(廣義的文化啓蒙)而努力。在明治政府第一個十年間,倡導社會變革與明治政府統治階層遙相呼應。另者,為趕上西方國家腳步,明治政府機關及私人機構成功的大量聘請外籍顧問(御雇外國人),在「殖產興業」下,全面指導日本經濟、教育、建築、科研和軍事。日本明治維新,接受西方物質文明,不啻受西方霸道思想鼓勵,軍人得勢,迷信武力以侵略為能事。一戰勝中國,再戰勝俄國,成為新興支配東亞的強權。日與歐美爭鋒,發動太平洋戰爭,終遭覆敗,不過40年由美國成為東亞強權國家。

    甲午戰爭後,日本「大陸政策」形成,以武力侵略中國,採刺探軍情般的意識,留意中國典籍,用以認識中國自然資源、社會及人文方面的歷史與現狀。日本展開了掠奪中國古籍文物的序幕,這與日本奈良、平安時期以降,漢籍流入日本的情形迥然不同,日本儼然以東方的領導者自居,而於文化方面則夸謂集東方文化的大成。在思想、文化、經濟、社會、學術等領域,一直不斷地向中國爭奪主導地位,特別是在東亞大陸和中國學研究的學術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妄想建立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在日本的學術地位。

    美國的蒐藏
    早期西方與中國的接觸,在傳教與通商。16世紀初,歐洲傳教士隨著商船和戰艦來到中國,掀開了一個新的中西交流的序幕。由於中國自秦漢以來已是大一統的國家,歷史悠久,中華文化發達。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為了傳教及生活的方便,需要學習漢語及了解他們所生活的中國。因此,對中國語言、社會生活及中華文化內涵作有系統的研究也就自然的展開。16、17世紀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對中國經典的研究,開啓了對漢學的研究。傳教士的「傳教事業」和「漢學研究」是不分離的。

    美國立國晚,漢學研究的開始也較日本和歐洲為後,但發展迅速。美國獨立之初,內外債臺高築,國庫空虛;英國、西班牙、法國對美國都設有貿易障礙,使美國經濟困難。美國商人認為對外貿易的對象,祇有直接與中國來往。中美雙方關係的發展,是由商務而演進到政治關係。1784年(乾隆49),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成功地自紐約首航中國,開啓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歷史。此後,美國人的商船前往廣州是絡繹不絕,帶給美國巨大的經濟效益。

    19世紀初,美國為了對外擴張,乃效仿法、英,成立基督教差會向海外傳教。基督教傳教運動的原始動機是宗教的。很自然地,美國早期來華的一些傳教士開啓了美國漢學研究(Sinology)的大門。傳教士來華,首要工作為學習中文,了解中國,為了傳教和文字工作,在語言方面作準備;為傳播福音,翻譯及印行中文聖經。他們久居中國,學習華語(或兼習方言),經年鑽研逐漸提升了中文水準。又善於觀察和研究,勤於瞭解及認識當代的中國,追求有關中國的歷史、文化、習俗,兼及當代政治、社會有關人文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問,遂成為精通中文的「中國通」(China Expert,或被尊為漢學家)。在早期中美外交及處理商務等各種事務,如簽訂《望廈條約》、《天津條約》的過程中,「中國通」傳教士自然擔任美方文書翻譯、從事獻策獻計的條約談判前期準備工作,「擔負著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使命」。美國傳教士在19世紀中美外交關係,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鴉片戰爭以前,清朝允許西方商人在廣州經商,但是禁教,不同意傳教士傳教。傳教士來華後,得隱藏身份,冒充商館職員,才得以居留,秘密進行傳教;英美商人支持傳教士在華活動所需經費。這樣使得傳教士、外交官和商人來華,各自獨立運作,又相互密切合作。1844年(道光24)簽定了《望廈條約》,打破了清朝的禁令,將「同意中國人教外國人學中文及採買中國各項書籍」列入條約。各國基於平等互惠,一體均霑。傳教士漢學家在中國的華南、華東、華北等地方傳教,由沿海而漸進入內陸,關於中國的著述,研究內容主要在語言、文化、歷史、地理、語言等方面,奠定了中國學研究的基礎。

    其後,美國因應美國教會向亞洲和中國的發展、高等教育和漢學研究的需要、新興學術會社團體和基金會對中國的興趣與投入,使得一些圖書館致力於漢學典籍的蒐藏。美國著名的大學圖書館將來自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圖書另成一體,獨自陳列,即今所稱的東亞圖書館。美國學界對中國研究向來是東亞研究的重心。在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國只有18所東亞圖書館。較為著名者:美國國會圖書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資料的傳入美國,19世紀主要以贈送或捐送為主。

    1842年(道光22),創設了「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該會旨在促進對亞洲的學術研究,廣泛涉及語言學、文學、歷史、考古、哲學、宗教、藝術和民俗等領域,並建立圖書蒐藏。翌年創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國東方學會會刊》)。1941年成立「遠東學會」,創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遠東季刊》),開始將漢學研究的年限往下拉至近現代中國研究。且「區域研究」方法甫興,對區域(國家)採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使達到更深入系統性的結果。美國還出現不少與漢學研究相關的學術團體,如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美國太平洋學會、哈佛燕京學社、美華協進會等。而卡內基基金會、洛氏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著名基金會對於促進漢學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20世紀初至30、40年代,中國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東亞資料的蒐集,包括中文及日文、滿文、蒙文、藏文等各科書籍,大致是透過購買或交換。這個時候正是美國、日本等國的一些學術圖書館,如國家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及學術研究機構,經年累月,透過派員或委託書商代理等方式,在中國華東、華北、東北、華南,尤其是藏書家最多的江浙兩省,大肆蒐購漢學(中國學)相關研究資料,如中國善本書、方志、史料文物等,並加以分類編目整理,提供政府及漢學家應用。

    19世紀上半葉有些漢學(中國學)家開始研究中國邊疆、中國西部和北部地區的地理、歷史、考古、民族、藝術等領域。19世紀中、下葉到20世紀初,外國探險隊、考察團頻繁的出入亞洲腹地活動,特別是中國西部和北部地區,如敦煌、吐魯番、黑水城等地區。因為西方列強蠺食鯨吞中國領土和擴張殖民地的野心,這種探險和考察的目的和動機,並不單純,使得即使是學術科學的考察活動,也往往兼帶有蒐集一般情報的使命。由於當時大清晚期國家積貧積弱,朝廷又昏庸,在列強船堅炮利的逼迫下,列強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等多項特權,同時也毫無保護國家文物的觀念及措施,英、法、德、俄、日本等國探險隊、考察團紛紛乘機進入中國任意發掘古代遺址,破壞及掠奪大量的古民族文物文獻等歷史資料,並移藏各國學術圖書館、博物館。

    日美歐等國學術圖書館分別從中國海、陸兩方,蒐集漢學研究資料,我們很難以估算有多少中華文獻文物(包括少數民族古代文物文獻)流失海外,建立了現代漢學圖書館數量質量兼具館藏的基礎,各個漢學圖書館的館員為提供漢學家教學與研究所需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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