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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作者:錢穆
  • 書系:OPEN 2
  • 出版社:台灣商務
  • 出版日期:2019/04/01
  • 商品語言:繁體/中文
  • ISBN:9789570531978
  • 定價:850
    優惠價:79折,672
  • 優惠期限:2019/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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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五四運動百週年紀念版
    錢穆先生畢生重要代表作
    以「人」為主軸,細查清代學術思想之沿革
    用語簡潔,指涉深遠
    以史學家深邃的目光
    力圖在傳統文化中,尋找民族自立自強的力量

    錢穆先生自序開端,提及成書始末:「民國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國立北京大學,為諸生講近三百年學術史,因撮記要指備誦覽……」,文中又載「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

    錢穆先生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力作—
    以史學家的智慧來解讀
    中國傳統思想的傳承和演變,
    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
    周詳地分析了清代學術思想之全貌。

    五四運動後,學術與思想正經歷巨大的改變,
    也正因戰亂,北平各界罕見文本盛行,
    錢穆先生接觸到的書籍,較前人更為豐富齊備,
    先生以人為脈絡,重新打造清代思想學者的全神堂:
    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戴震、章學誠、龔自珍、曾國藩、陳灃、康有為…… 等。

    本書為錢穆先生研究清代學術史的重要作品,書中共敘述五十一位學術人物的思想,涵蓋整個清代的學術發展,以思想史大師為主,規模有如一部「清儒學案」,指出漢學家對於天下治亂的用心所在。引證廣博,考證精深,堪稱中國近代最重要學術史著作之一。與梁啟超先生的同名著作各領風騷,奠定了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教授專文導讀~~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借用了保羅・克利的一幅畫〈新天使〉(Angelus Novus)闡釋他對歷史的看法:「歷史天使的臉望向過去,身體前進到未來。」 歷史的研究即帶有這個特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部八十多年的書了,在這麼長的時間內,思想史的寫法已有相當大的變化。……不同時期的學者從各種不同角度閱讀錢書時,彷彿是新天使移動的腳步。譬如楊樹達日記裡說:「閱錢賓四(穆)《近三百年學術史》。『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文亦足達其所見。佳書也。」楊樹達讀此書時在1943年,此時「歷史天使」的身體前進到了對日戰爭,但他的臉望向過去、望向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所看到的重點是「注重實踐」、「嚴夷夏之防」,與之前之後的讀者都有所不同。我個人相信未來不同時代的讀者,也都將在這本書中看出不同的重點與意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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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錢穆

    (1895-1990)
    錢穆先生字賓四,歷史學家、儒家學者、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讚譽錢穆先生為:「一個古代文化的代表人和監護者」。
    七歲時入私塾讀書,十八歲任教於無錫三兼小學,開始教學生涯。1918年,第一本著作《論語文解》(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1930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1931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通史,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及北師大兼課。1937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根據任教北京大學中國通史課程講義,開始撰寫《國史大綱》。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9年完成《國史大綱》書稿,1939年夏,至香港親自面交書稿給王雲五先生,1940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史大綱》。1950年,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1960年赴耶魯大學講學,獲頒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同年赴歐訪問。1967年,遷居台北;1968年,遷入素書樓,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1968年冬,中國文化大學聘先生為史研所教授,先生長年在家中授課,直至1988年因病而停止授課。1990年6月遷出素書樓,8月30日病逝於台北寓所,歸葬蘇州太湖西山湖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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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

    EAN / 9789570531978
    頁數 / 688
    裝訂 / 平裝
    級別 / 普
    語言 /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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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導讀 重訪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自序
    第一章 引論
    上 兩宋學術
    下 晚明東林學派
    第二章 黃梨洲 附 陳乾初 潘用微 呂晚村
    傳略
    學術思想之大要
    一 梨洲論劉蕺山
    二 梨洲論王陽明
    三 梨洲晚年思想
    四 梨洲經史之學
    五 梨洲之政治理想
    梨洲同時幾位學者與梨洲思想之關係
    一 陳乾初
    小傳
    乾初與梨洲之交游
    乾初論學要旨及梨洲之意見
    乾初大學辨要旨
    二 潘用微
    小傳
    潘用微軼事
    潘用微求仁錄大意
    黃梨洲駁潘用微
    三 呂晚村
    小傳
    呂晚村與梨洲兄弟之交游
    呂晚村之尊朱闢王論
    呂晚村四書講義
    附錄 陳乾初大學辨
    第三章 王船山
    傳略
    學術大要
    船山政治理想
    第四章 顧亭林 附 馬驌
    傳略
    學術大要
    亭林之政治理想
    亭林與梨洲兩人之異同
    附 馬驌傳略
    附 著述大要
    第五章 顏習齋李恕谷
    習齋傳略
    學術大要
    恕谷傳略
    學術師友大要
    第六章 閻潛邱毛西河  附 姚立方 馮山公 程綿莊 胡東樵 顧宛溪
    潛邱傳略
    潛邱之考據及其制行
    西河傳略
    西河軼事及其著書之道德
    西河潛邱兩人對理學之態度
    潛邱西河辨古文尚書真偽
    第七章 李穆堂  附 萬孺廬 王白田 朱止泉 全謝山 蔡元鳳
    傳略
    清初之朱陸異同論
    穆堂之朱陸異同論
    附 萬孺盧
    王白田與朱止泉
    全謝山
    蔡元鳳
    第八章 戴東原 附  江慎修 惠定宇 程易田
    傳略
    戴學大要
    戴學與江永
    東原論學之第一期
    戴學與惠棟
    東原論學之第二期
    東原言義理三書
    東原哲學之大體
    原善
    緒言
    孟子字義疏證
    東原思想之淵源
    戴學之流衍
    戴學與程瑤田
    第九章 章實齋 附  袁簡齋 汪容甫
    傳略
    學術述要
    文史通義與經學
    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
    經學與史學
    學問與功力
    纂類與著述
    著述與事功
    性情與風氣
    專家與通識
    方法與門路
    校讎與著錄
    實齋學風之影響
    實齋文字編年要目
    附 袁簡齋
    簡齋論學語
    汪容甫
    容甫學術大要
    附錄 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  附 許周生 方植之
    里堂傳略
    里堂著述大要
    里堂論性善
    里堂論異端與執一
    里堂論一貫忠恕
    里堂論同異一多
    里堂論漢學考據
    里堂論命
    芸臺傳略
    芸臺論學宗旨
    次仲傳略
    次仲與東原
    次仲之復禮論
    次仲之好惡說
    次仲論慎獨格物
    次仲論漢學流弊
    次仲之史學
    附 許周生
    周生論學語
    方植之
    方氏論學大要
    第十一章 龔定菴  附 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
    一 常州莊氏
    二 劉宋
    三 魏默深
    四 龔定菴
    傳略
    定菴之論政
    定菴之論學
    五 戴子高
    六 沈子敦
    七 潘四農
    第十二章 曾滌生  附 羅羅山
    傳略
    曾氏學術淵源
    曾氏之風俗論
    曾氏之禮論
    曾氏之文章論
    附 羅澤南
    羅氏學術大要
    第十三章 陳蘭甫  附 朱鼎甫
    傳略
    著書大要
    東塾遺稿
    東塾論漢學流弊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
    附 朱鼎甫
    鼎甫論學語
    第十四章 康長素  附 朱子襄 廖季平 譚復生
    傳略
    康氏之長興講學
    康氏之新考據
    康氏之大同書
    康氏思想之兩極端
    康氏之孔教論
    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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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重訪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部分摘錄)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一個非常光輝的學術領域,梁啟超、胡適、錢穆都曾圍繞這個主題,做了各式各樣引人入勝的研究。這使我想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哲學論綱〉一文中,借用了保羅‧克利(Paul Klee)的一幅畫〈新天使〉(Angelus Novus)闡釋他對歷史的看法:「歷史天使的臉望向過去,身體前進到未來。」歷史的研究即帶有這個特色,故每一代人「身體前進到未來」時,他們對於所講的過去,選材敘述並不一定相同。如清代嘉慶年間形成的《儒林傳稿》,其中所選的人物與近百年學者所關注的就有許多不同,在當時的標準中被認為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高愈、謝文洊、應撝謙、嚴衍、潘天成、曹本榮、薛鳳祚、陳厚耀、沈彤、朱鶴齡、劉源淥、范鎬鼎、徐文靖、李光波、孔興爕等。但這些學者大多不再出現在後來的學術史中,或是不再被當成那麼重要的學術人物。
    晚清思潮動盪甚大,外國思想資源湧入、內在社會政治環境的大變等,都使得「新天使」的臉所看到的近三百年思想有所變化。特別是經過晚清的變法、革命思潮洗禮之後,學者所關注的重點及人物,每每與先前有所不同,而這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與「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學域的形成是有密切關係的。以《國粹學報》、《國粹叢書》為例,當時至少有幾種現實關懷深刻地影響到「國粹運動」的參與者對近三百年思想學術的取捨。他們重視的是:一、與「君學」相反的「民學」,重視「細民」、「下」的思想。二、批判專制制度,以及與它關係密切的「利祿之學」。三、強調比較接近現代科學精神的「客觀徵實」之學。四、重視任何能與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合拍的傳統思想質素,其中有些是帶有創新性、異端性、解放性的。五、帶有與西方近代功利主義意味的思想家。六、關注經世致用議題者。
    在這些新標準之下,被突出的人物是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李塨、戴震、章學誠、汪中、包世臣等人物。即使在刊刻書籍時,背後也每每有上面提到的關懷。譬如鄧實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原善》合刻本的跋語中說:「其解理字也,以為理出於欲,情得其平,是為循理,與西國民主之制公好惡於民,而倡人類平等之說相合。」劉師培跋包世臣《說儲》云:「其說多出于崑山顧氏,行之于今,頗與泰西憲政之制相合。」鄧實也認為《湖隱外史》一書實可稱為「民史」,「世每謂中國無民史,此非其一邪。」又認為宋代鄧牧的《伯牙琴》:「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二篇,斥君權,排專制,為千古之創議,然其說原出于先生〈君道〉、〈吏道〉二篇」,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我們可以說,在形成「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系譜時,晚清以來的時局與思潮起了重要的作用,人們做了很多篩選,使得他們筆下清代儒者「全神堂」的人物與地位大幅改變了。
    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領域的形成
    對於「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個領域有過影響的人物很多,章太炎、劉師培等都是,但就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而論,起比較直接影響作用的是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以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曾分期刊於《新民叢報》,他認為清儒饒有科學的精神。在這個階段,胡適顯然受到梁啟超啟發,故跟著主張清儒體現科學精神。但是即使在這個階段,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看法也有多面性。梁啟超一方面說清儒「饒有科學精神」,同時也說「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汨歿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餘力者也。」
    這與梁氏的學術傾向有關。梁啟超早年對於學術的態度比較傾向其師康有為,強調今文經學和宋明理學,尤其是王陽明這一脈。所以,他一方面肯定清儒的治學方法,但同時也痛罵清代二百年來之學問「皆牛鬼蛇神」。可是在新文化運動後,因胡適提倡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並得到四方景從,梁氏也隨即跟上。胡適在一九二一年五月的日記評論《清代學術概論》說:「此次付印,另加惠棟一章,戴氏後學一章,章炳麟一章,此原稿所無。此外,如毛西河一節,略有褒辭,袁枚一節全刪,姚際恆與崔適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胡適在日記中又認為梁啟超在一九二○年出版《清代學術概論》是受其影響,他說:「其實任公對於清代學術的見解,本沒有定見。他在〈論私德〉篇中,痛詆漢學,有云:『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任公編集時,不刪此文,而獨刪去《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第八章。近來因為我們把漢學抬出來,他就也引他那已刪之文來自誇了。」也就是說胡適先受到梁啟超的啟發,後來梁啟超這一個本來視清代考證學為「牛鬼蛇神」的人,反過來受胡適的影響,寫成《清代學術概論》,並開課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在五四運動之後,「以科學整理國故」之風大暢,「歷史的天使」身體到了五四,但他面向過去的臉,所看到的是不大一樣的場景。此時一批不同的學術人物登上舞台,從胡適與梁啟超的書中便能看出這一點。梁啟超強調經世致用,現實的、實踐的,所以顏元、李塨出現在他的視野之內;他強調與西方民主自由比較相近的價值,所以黃宗羲等人也在內。又因為強調科學精神,故講王錫闡、梅文鼎,以及比較重視客觀精神考證文獻的胡渭、閻若璩等人,尤其是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用了四章的篇幅講〈清代學整理舊學之總成績〉。
    二、梁啟超與錢穆
    民國二十年,錢穆先生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是其在大學講授歷史課程之開始,依錢先生回憶,他所開授的課,一為中國上古史,一為秦漢史,皆是由學校所指定的必修課,另一門選修課由他自定,決定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說:「此一課程,梁任公曾在清華研究所已開過,其講義余曾在雜誌上讀之,任公卒後,某書肆印此書,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版權所屬,不准書肆發行。」後來他終於在北京的東安市場的非正式管道中買到一部,「余因與任公意見相異,故新開此課程,自編講義。」錢穆對梁啟超書中反覆強調的兩個重點並不同意:第一點是清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第二、清學是客觀徵實之學,近於科學。錢穆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及余在大學任教,專談學術,少涉人事,幾乎絕無宋明書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所以,錢穆的這本書雖然承繼了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題目,但它的宗旨其實是有出入的。借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錢穆在動手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便已將「體」或「框架」確立下來。在「體」確認下來之後,錢穆所選取的人物與思想潮流便與梁啟超有所不同。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的第一部份是對明末清初大儒的闡發:黃宗羲、顧炎武、閻若璩、王船山、朱舜水。接下來是史學:萬斯同、全祖望;程朱學派:張履祥、陸世儀、陸隴其、王懋竑;實踐主義:顏元、李塨;科學之曙光:王錫闡、梅文鼎。這些安排有兩個重點,即清學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排斥理論提倡實踐」。梁任公書的第個二主體是「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十三—十六章),這個部分應該是受到「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故以科學的客觀精神為主體,一方面說清代學術為科學的,一方面突出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成績。從目前梁書的樣子看,錢穆云:「梁家以此書乃任公未定稿」,恐怕是事實。方諸於《清代學術概論》,後者主旨明確,線索貫串、一氣呵成,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顯然並未完全定稿。
    與梁書相比,錢書有一些不同的安排。書中的安排、取材、所選人物雖與梁啟超有所重疊,但是重點卻有不同。他的整個主脈是清學與宋明理學的發展是不可切斷的,它對宋明理學有修正、有反動,但更有抹不掉的底色,如錢穆自己說:「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故錢穆反對梁任公近三百年學術史一開始的標題「反動與先驅」。用余英時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所說的,「反動論」好像認為「反」即可以「反」出一部清代學術史來。另外,錢穆對梁氏所說的清儒「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觀察」,也並不完全同意。這裡的「主觀冥想」顯然是指宋明理學,而他認為如果說「厭倦」宋明理學是啟動清學最主要的動力,顯然不合乎史實。梁啟超認為,清學與宋學不大有關係,錢穆則注意到在,即使在考證學最盛時,清代理學仍有其活力,應當正面陳述。尤其在晚清,宋代理學的流衍及復興發揮很大的現實作用。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引論〉是這樣說的:「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接著他從唐宋一路講下來,講清學開山三大儒——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此後在講清代中晚期思想時,也指理學在當時像是泡在水中的咖啡,雖然看不到咖啡粉,但時時可見其色彩。此外,在處理清代的樸學時,錢穆認為他們不只是在「整理」舊學,還有思想的面向。
    可能因為上述的傾向,所以錢穆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在有意無意之間也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他的書雖以「學術史」為名,但多講思想,且對若干清代考據學大家像王念孫之流竟而完全未加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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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第二章 黃梨洲  附 陳乾初 潘用微 呂晚村


    傳 略
    黃宗羲,字太冲,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生明萬曆三十八年,卒清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六。其父尊素,東林名士,為魏閹所害。莊烈帝即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閹已磔,與許顯純、崔應元對簿,出長錐錐顯純,卒論二人斬,遂顯名。以遺命從劉蕺山遊。崇禎十七年,甲申,北京陷,福王立於南京。先是,戊寅,馬士英起用,欲漸援阮大鋮。宜興陳貞慧、甯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諸人,作南都防亂揭,斥大鋮。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居首;餘以次列名。及是,大鋮柄政,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名氏,欲盡殺之。會清兵至,得免。公踉蹌歸浙東。魯王監國,公糾子弟數百人隨軍江上,號「世忠營」。軍敗,走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己丑,聞魯王在海上,赴之。明統既亡,公遂返里門,畢力著述。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有欲薦公者,公門人陳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為疊山、九靈之殺身也。」乃止。未幾,開明史館,朝臣又薦公。詔督撫以禮敦遣,公辭老病,竟不赴。

    學術思想之大要
    一、梨洲論劉蕺山
    梨洲早年從學蕺山,自謂:「其時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門人之一數。天移地轉,殭餓深山,盡發藏書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孤負為不可贖。」其後講學宗旨,專以發揮蕺山「慎獨」遺教為主。嘗謂:
    先師之學在慎獨。……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為心之所存。……泰州王棟已言之:「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先儒曰:「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為:「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為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為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必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
    此論劉學要旨,厥有三點:一曰氣質以外無義理,此所以破宋相傳理氣二元之誤,與稍後王船山、顏習齋所論,若相為桴鼓。既主義理因氣質見,即不認因情見性、離心言善之說,而主性善亦即由心與情之已發者見之。其後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即力闡此義。二說雖造語有異,而論旨則一。其言本體如此,而言工夫則曰慎獨。欲人於主宰本源處用力,而不以「審幾於動念之初」者為是。梨洲又言之,曰:
    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即在此流行之中。……蓋離氣無所謂理,離心無所謂性。
    蓋必辨義理即在氣質之中,性善即由心與情之已發而見者,所以救當時言本體墮於恍惚懸空之病,必主工夫在收斂與主宰上用力者,所以矯當時言良知主張現前具足之弊。此為梨洲對於葺山學說之發揮,亦可認為梨洲講學宗旨所在也。

    二、梨洲論王陽明
    梨洲本此論陽明,則謂陽明:
    「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儅,以為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為一說耶?
    又曰: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逃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為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為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
    此謂「求本心於良知」,即就流行見主宰之說也。謂「合致知於格物」,即本氣質見義理之說也。梨洲於明儒最尊陽明,且謂:「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而於王門順應、歸寂兩派之爭,則頗袒江右羅念庵、聶雙江,側重本體一邊。蓋梨洲論學,兩面逼入。其重實踐,重工夫,重行,既不蹈懸空探索本體、墮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倡狂一路,專任自然,即認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放任以為道也。惟梨洲最要見解,厥在其晚年所為明學案序。

    三、梨洲晚年思想
    梨洲明儒學案成書在丙辰之後,梨洲已年六十七。及壬申北地賈醇菴梓行其書,翌年癸酉,梨洲乃作此序。時已八十四歲。老病不能書,口授其子百家書之。越兩年八十六歲,梨洲即卒。誠可謂梨洲晚年之定論也。其文曰: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
    此與自來講心學者,有絕可注意之異點。從來言心學多講本體,而此則重工夫,一也。從來言心學多著意向內,而此則變而向外,二也。從來言心學多重其相同,而此則變言萬殊,三也。且不僅與從來言心學者異,即梨洲平日論學,亦與此序議論顯有不同。梨洲雖言離心無所謂性,然既主蕺山之慎獨,則不得謂「心無本體」。梨洲雖極重工夫、重行,然既主慎獨工夫愈收斂則愈推致,欲在主宰上覺有主,即工夫須從本體生,又不得謂「工夫所至即是本體」矣。且梨洲明儒學案於諸家學術,各有評騭,要以陽明致良知、蕺山慎獨之說為主,初未嘗不欲於萬殊中立一定局,使後之學者出於一途。而此序則謂「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頗以執定成局、出於一途者為非。則梨洲個人見解,實自有變。自學案成書迄於晚年作序,相隔已在十五年外,古人學與年俱進,宜乎梨洲之別闢新解矣。余考陽明晚年思想,一見之於其與顧東橋書所謂拔本塞源之論,再見之於王龍溪、錢緒山天泉橋證學之所謂四句教,三見之其答聶文蔚書所謂「必有事焉」之說。凡所云云,若以梨洲學案序推說,皆可會通。則梨洲晚年思想,實較其拘執蕺山慎獨之訓者遙為深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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