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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台湾と日本―激動の時代を生きた人びと

    ※庫存=2

    結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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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他們曾經有一個日本名字,也有一個臺灣名字,
    卻逐漸被時代埋藏、遺忘了。
    本書寫下這個歷史斷層的人如何生活,
    他們的情感曾因何而觸動。

    「生活在這個歷史斷層中臺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
    本書作者大谷渡多年來走訪日本和臺灣的圖書館、資料室,爬梳日本時代的報紙、信件、日記、筆記、檔案,追索蹤跡,口述訪問曾經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並親自踏上他們曾走過的上學路,呼吸當時的空氣,尋訪那個時代人們的情感與記憶的點點滴滴。
    從2002年開始,大谷渡以活躍於1920年代世界舞台的日本自由記者北村兼子為起點,開啟對臺灣的相關研究,2008年開始將研究成果與訪談內容,以深入淺出的文字,陸續出版成書。在本書第四、五章,以北村兼子至臺灣進行幾次訪問,對於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民族運動的觀察,延伸到她來臺所接觸的人,包括林獻堂、蔡阿信、彭華英等,第六章則介紹在林獻堂等人所創辦的臺中一中就學的菁英。從訪問這些菁英,再逐步擴大至日本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同漣漪般,從他們的人生歷程,牽引出日本與臺灣之間深刻的關聯。
    他也特別注重過去容易被忽視的女性角色。除了前述第四章透過北村兼子的角度看臺灣日本統治時期的一切,第三章介紹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提到她奉獻鄉里的堅強意志;同時也記錄了廖里、王蘭招、王一媛等諸位女士,寫到她們從小求學至遠赴日本讀醫的辛苦過程。對於這些長期在歷史中沒有聲音的臺灣女性,在本書中難能可貴地呈現她們曾經如何努力為自己揮灑青春。
    另外,作者因身為日本人,對日本殖民臺灣有許多深刻的反省。第八、九章回顧臺灣被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記錄訪問許多正值青春歲月就必須面對殘酷戰爭的臺灣人。無論是親身經歷新竹或東京大空襲的慘烈景象,或是被迫當學徒兵去防守臺灣海岸線以防美軍登陸的學生,以及被徵召赴南洋擔任軍夫卻被美化為「特設勤勞團」的人,字裡行間透露著臺灣人在戰爭下的無奈。他在書末直言,要讓大眾知道,當時的臺灣人如何被迫為「大日本帝國」犧牲的真實面貌。
    人們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大谷渡筆下自然散發著對這些受訪者的感同身受,就像是與時代重新相遇,時代雖曾如此粗礪,夢想雖曾遭受折斷或損傷,但在其溫渥深情的文字下,猶如緩緩擦拭著古老瓷器,曖曖散發著人性的美麗與溫暖之光。
    本書特色
    本書以口述訪問和歷史學者的史實考證作為書寫的基礎。作者多年來走訪日本、臺灣等地圖書館、資料室,仔細查閱相關檔案與書籍,藉此對照口述內容,補正受訪者記憶模糊或有疑慮的地方。這些史實考證在本書中以引文穿插,讓讀者更能理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作者也親身走訪這些人在日本時代走過的上學路、就讀學校、躲避空襲的場所,溫暖的文字自然散發出對受訪者的感同身受。書中收錄數十張珍貴的老照片,更增添時代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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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大谷渡

    大谷渡,1949年12月出生於奈良,關西大學文學博士。歷任高等學校、帝塚山短大、阪南大學,現為關西大學教授,專研日本近現代史。著有《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聆聽時代的變奏》、《南方戰線的看護士》、《教派神道與近代日本》、《天理教的歷史性研究》、《北村兼子:熾烈的新聞記者》、《大阪河內的近代》等書,編有《石上露子全集》。

    譯者簡介

    陳凱雯

    陳凱雯,基隆人,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現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著有學位論文〈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學術論文〈後藤新平與基隆港的興築(1898-1906)〉、〈日治時期基隆神社的興建與昇格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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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界推薦

    卞鳳奎(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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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

    EAN / 9789578630048
    頁數 / 256
    裝訂 / 平裝
    級別 / 普
    語言 /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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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推薦序/許雪姬
    譯序
    自序
    人物簡介
    第一章 名門閨秀──劉秀華
    第二章 醫師與技師──蔡孔雀、葉英杰
    第三章 立志成為女醫──王蘭招、廖里、王一媛
    第四章 蔡阿信與彭華英
    第五章 北村兼子與臺灣
    第六章 在臺中一中求學的人──楊基銓、蘇天賞、李棟樑、楊喜松
    第七章 從日本到滿洲──林恩魁、鄭秋桔
    第八章 戰爭的記憶與體驗——林垂訓、鄭順娘、林啓三、徐達璋、林耿清、鄭豔香、蔡金水
    第九章 空襲與戰敗
    後記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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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兩種面孔

    臺灣人非常親切。不管是年長者,或是年輕人,都自然地散發出人的溫度。這是日本社會不知何時已經遺失、令人窩心的「人情」。
    隨著臺北一路往南,氣溫上升,「人情」的溫度也等比上升。受到這種溫暖的誘惑,我開始了頻繁的臺灣之行。
    2004年末,我又從關西機場飛到臺北。
    在臺北查閱文獻之後,我搭自強號前往臺南。這一趟花了四個小時,越過好幾條冬天枯水期滿是石頭的寬廣河道。
    當我正眺望著窗外都市與鄉村的景色變換,前座突然冒出一個約莫兩歲男童的笑臉。給了他一個巧克力,被他身旁的阿嬤看到,因而得到一顆糖果作為回禮。將糖果放入口中,從背包拿出兩封信、兩張照片,試著將這次曖昧不明如在霧中的旅行目的稍作釐清。
    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1930年1月,畫面中是穿著臺灣服的北村兼子、林芙美子、望月百合子等人。另一張則是同年四月拍攝,上面寫著「歡迎北村兼子女士」字樣。而手中的兩封信同樣寫於1930年,一封是臺中的陳炘寫給北村兼子,另一封則是由臺南的坂本住枝寄往大阪,收件人都是北村。
    這兩張照片曾在2003年朝日新聞社大阪支社舉辦的「記者『北村兼子的熱情──男子失色』展」中公開展示。我在這場展覽中的「一百年誕辰──北村兼子的夢與實現」研討會發表學術演講。
    從臺灣寄出這兩封信的人是誰呢?迎接北村,和她一起拍照的臺灣人又是些什麼人?我僅靠著手上的零星資料,就這麼前往臺南與臺中。
    臺南車站後站有個小出口,前站是日本時代所留下的站體與中央剪票口。前後站出口與月臺以地下道相連。進入地下道,兩邊的牆壁上展示著在戰前、戰時的臺南市街與人們的照片。從這些懷舊照片中,讓人注意到臺灣曾是日本領土。同時,也可窺見現今臺灣人對於日本這個曾經的統治國所投出的柔和目光。
    火車後站,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廣大校園。成功大學的前身,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裡,有舊日本陸軍臺南第二聯隊本部的建築,夏天時,巨大的鳳凰木綠葉紅花光彩奪目。因此,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同學會稱為鳳木會。
    在臺北的公園隨處可見打太極拳的人,但在臺南有不同的風景。深綠廣大的臺南公園裡,巨木之間流轉著日本古老歌謠,有一早就在此享受社交舞蹈的民眾身影。
    走在臺南街道,感受耶誕節氣氛,暫且結束調查。臺南有屬於新教的長老教會與教會學校。教會的裝飾與文字,瀰漫著虔敬的氣氛。
    因耶誕節的關係,很難買到自強號的車票,25日一早改搭國道巴士前往臺中。翌日拜訪南投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突然看見正面廣場中放置一架飛機殘骸。這是一架已腐朽的日本軍戰鬥機模型,模型上寫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末路」。
    回首日本時代,臺灣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是心存懷念的柔和容顏,一是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的嚴厲視線。這是我在此次旅途中獲得的新思考。這兩種面孔,當然與臺灣戰後的歷史有深刻關聯,雖然無法不考慮政治上的立場,但也不是僅由戰後的歷史發展就能簡單說明。
    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開始找尋這個時代與人們心中的複雜之處,想更加貼近臺灣與日本的真實。我的臺灣之旅,目的是接觸真實。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文化運動的世代

    「預定要參訪臺中縣霧峰林家的宅園。」在臺北與臺南,我告知友人臺中的預定行程。
    「因為地震,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喔!」
    對於我的想法,幾位友人面露好奇地回答,或只是報以微笑。1999年9月,臺灣發生了重創臺灣中部的921大地震。然而,當我前往臺中市南邊的霧峰時,受地震損害的林家宅園──「萊園」已然修復了。從萊園俯視的小丘上有一座古墳,巨石刻著林獻堂的名字,我不禁低頭行禮。
    林家祖先進入霧峰是在兩百多年前。他們支配臺中一帶原屬原住民的活動地域,在臺灣各地展現其家族勢力。家族分為頂厝與下厝兩系,下厝在軍事領域聲譽卓著,頂厝則在政治、學術上頗有影響力。繼承頂厝的林獻堂,學識人品優秀,政治才能兼備,是臺灣少數的名士。日本時代大正到昭和年間,他所追求「臺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是引領臺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核心力量。
    北村兼子初次訪問林獻堂、觀賞萊園是在1930年1月。同年四月再訪。同年二月,她的第11本書《新臺灣進行曲》出版,由林獻堂作序。
    北村兼子當時26歲,由朝日新聞記者轉為自由記者後,以流利的英語、德語,活躍在世界舞臺上。
    1929年5月,她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參加萬國婦人會參政權柏林大會,在大會結束後訪問歐洲各國與美國。在秋天回國後,短暫卸下行裝,又前往臺灣訪問。當時,陳列在臺北書店裡的雜誌,像《改造》、《政治經濟評論》、《雄辯》、《經濟往來》、《法律春秋》、《婦人公論》、《富士》等,都常刊載她的評論與隨筆。
    邀請北村訪問霧峰林家的是女醫蔡阿信。蔡阿信安排了汽車,與他的先生彭華英為北村導覽。比北村大四歲的蔡阿信,是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個臺灣畢業生,彭華英則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大正中期,當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熱烈展開追求「臺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時,兩人正好都在東京求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已成為的世界潮流。而這個氣氛也鼓動了年輕的臺灣留學生,點燃了臺灣人的民族力量。1920年代前後,林獻堂周圍聚集了許多在東京求學的優秀年輕人。彭華英身處其中,就讀慶應大學的陳炘也是。
    訪問霧峰的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家族往來頻繁。林獻堂的長男,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出身的林攀龍,曾數度與北村以漢詩互贈,彼此意氣相投。當北村來訪時,林獻堂的弟弟林階堂、長女林關關與其夫婿高天成也都熱情款待。林關關畢業於臺南長老教會女學校,高天成出身東京帝大醫學部,而林階堂的漢學造詣也頗深。
    這時的北村,聽到「受壓迫苦悶者的心聲」,接觸到相信「人類愛的勝利」的林獻堂,確實在她的內心深處產生了迴響。

    新的相遇

    2005年夏天,我自桃園機場轉國內線飛抵高雄,打算從高雄搭電車到屏東,再轉搭巴士前訪三地門。然而,高雄旅館櫃臺的女服務員對我說,這不是一天內可來回的行程。
    在屏東,北村兼子見到了來自山區的原住民女性。日本女姓對她們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北村卻深感同情。我從北村與原住民女性見面的屏東進入山區,步行於現在的村鎮景致中。
    山地門位於險峻山區的入口處,山谷深邃,從吊橋上遠眺,就像是一道被巨刃畫開的刀痕。帶點墨綠的山色,攏罩著淡白色的雲靄。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路旁並排著深灰色石頭砌成的石板屋。
    回到屏東已是日落時分。翌日我登上高雄神社遺跡,俯瞰高雄港,再從高雄火車站搭車前往臺南,接著往臺中、臺北北上。在偶然的情況下,我查到了北村的書迷坂本住枝,她曾經是臺南婦人醫院的護士。
    透過在霧峰認識的友人介紹,去年底(2007)在臺中與蘇天賞醫師會面。蘇醫師出生於1921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在臺中市區開設婦產科醫院,至今仍維持每天看診。他知道蔡阿信與清信醫院的一些事。
    蘇天賞的姊姊蘇永治,曾在蔡阿信的清信醫院接受治療,少年蘇天賞常去接他姊姊,那是昭和初年的事。蘇永治後來畢業於日本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今神奈川齒科大學),兄弟姊妹九人中有四人出身日本醫專或是醫科大學。因為想讓心臟不好的母親獲得健康,蘇天賞自少年時代就想成為醫師。從蘇天賞醫師口中,我聽到了許多關於他的雙親、兄弟姊妹、孩童時期、中學校時代與大學時代的事情。
    我的臺灣之旅,始於探訪北村兼子的足跡。繼而以北村為連結點,也探尋了許多在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臺灣學生的思想與行動。我希望透過日本與臺灣間的關係,呈現大正.昭和初期的時代情景。
    我的想法,因與蘇天賞醫師見面,擴大了時代的廣度。
    當時的那些學生都已不在世上,故無法訪問。但我仍可聽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他們成人才開始進入社會活動的這些人的各種回憶。這些人的初等教育始於昭和初期,那是日本進入政黨政治、現代性文化廣傳的年代。而當他們接受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機關學習時,這個世界卻正迎向戰爭的路上。這些在日本專門學校或大學獲得高等知識的菁英,他們究竟如何看待統治者日本,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日本社會或文化?
    想了解這個時代,必須細心解讀當時的報紙、新雜誌、信件、日記、筆記、檔案等各式各樣的記錄。但不管怎麼說,口述訪問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會受到更直接的衝擊,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感慨。當然記憶會有錯置之處,會與後來的人生產生錯綜複雜的關聯,但這部分能透過文字資料的對照檢查來克服。總之,口述訪談有其不可取代性。
    七十或八十年前的故事,現在如果不聆聽的話,以後可能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因此,我心甘情願地在飯店的大廳、或在某人的家中,屢屢與受訪者花上三、四個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被拉進他們的回憶之中。
    人們活著,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生活的臺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記錄這個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對現在與未來日臺間的福祉,會稍稍有些幫助。

    推薦序
    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長)



      日本學者大谷渡教授,由研究北村兼子開始,一頭鑽進她的世界,企圖一一走過北村的人生軌跡,試著了解其視野而來到臺灣,由帶領北村到霧峰林家的彭華英、蔡阿信夫婦開始,接著到訪的霧峰林家,而後針對有留學日本經驗的男、女性(大半)夫妻進行訪談,終於在2008年完成了這本給日本人看的、以人物為主軸的書,書的原名和中譯的名字不盡切合,但無損於其內容所要揭示的:日本時代在臺灣受到差別待遇、在日本留學時的感受以及他們往後的人生。他所訪問的,大抵是年過八十、受日本教育的老年人,對日本統治仍有實際經驗,到如今他們回顧的人生中,「日本經驗」是什麼?
      書中所提到的人,有我親自訪談過的,如劉秀華、林恩魁、林垂訓、鄭順娘,有我耳熟能詳的蔡阿信、彭華英,有我見過面的楊基銓。還有葉英杰的臺灣二中同學黃溫恭。近幾年來黃溫恭的五封遺書出現,不知賺了多少人的熱淚;而他未曾謀面的女兒黃春蘭所寫的〈父親黃溫恭的遺書〉一文,看而不流涙的人應該沒有。葉先生談到黃溫恭在南二中和日本同學吵架,以竹筢將日本同學打成重傷,因而被退學,這件事可能黃家都沒有人記得,因而留下了重要的證言。不過黃溫恭1953年死於白恐,並非死於228。黃溫恭、彭華英都曾去過滿洲國,是我追索臺灣人的滿洲經驗時,早已耳熟能詳的人物。霧峰林家、滿洲是我十多年來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在閲讀此書時,有無比的親切感。



      本書對我這樣的讀者而言,有所不足。長期以來,我閲讀人物傳總希望是有頭有尾的,但本書的重點在了解傳主日治時期的生活、教育、感受、見聞,因此沒有一篇「有始有終」,而且選擇的人物大半是醫師,尤其是女醫;有的是以讀過臺中一中、有域外經驗的、有拾取戰爭的記憶與體驗的,可說十分隨興而自然。但在透過報導文學手法寫出來的人物傳較為鮮活、容易閲讀,因此與其說他所選取描寫人物的不全面,卻反而突顯了他所要表現的部分,也顯示了他研究的成果,也許更能吸引一般的讀者。
      第五章的〈北村兼子與臺灣〉一文是本書中力作之一。他自1999年出版《北村兼子 炎のジヤ—ナリスト》一書後,在2005年分別寫了〈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北村兼子與臺灣〉兩文,這些研究的成果即呈現在此文中,讓我們理解,北村等一行六人於1930年初來臺後,在各大都市舉行婦女文化演講會,引起新聞界和一般民間的重視,所到之處大受歡迎。他們到霧峰林家的參訪,與霧峰林家結緣,回日本後以在臺演講旅行的遊記形式,完成《新台灣進行曲》,書的前半部觸及臺灣社會狀況的核心。這本書,林獻堂、林熊徵都寫了序,林獻堂的序十分精彩,他透露出北村能理解做為被殖民者受壓抑下的痛苦、悲歎、歡聲、吶喊,因而能譜出這首進行曲。北村也能了解林獻堂參與政治運動的立場,也同情他及蔡培火飽受左翼批評的困境。北村在三個月後,再度應邀來臺,在臺北、臺中兩地演講,而後離開臺灣轉往香港。文中提到的林攀龍,1901年生,北村1903年生,兩人相差兩歳,北村和林攀龍以漢詩酬和,似乎很談得來,又相約1931年3月在歐洲見面,不知是否真的見了面。北村的來臺,究竟對臺灣、對霧峰林家、對林攀龍有什麼影響?



      我個人認為「霧峯一新會」的設立,應該與北村一行來臺演說有些關係。1932年2月2日林攀龍由英倫留學回臺,24日在林攀龍主導下,召集家人及地方相關人員集會,要組織一新會,目的是「在促進霧峰在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臺灣文化建設」,3月19日正式成立。該會設立後,有「土曜講座」,即星期六晚上的演講會,此會的特色之一是演講者性別比例平衡,除第一次林攀龍上場演講外,每次一定有一位女性上場,亦即第二次就開始有女性上場(雖然有時也因沒有適合的人而只有男性),在留下兩百場的演講題目中,談女性的衛生、主張、男女平等等問題,上場的女性都是過去沒有演講經驗的人。而後改在星期日晚上召開,稱「日曜講座」,戰後膺選為國大代表的霧峰林家林吳帖(吳素貞),在她的《我的記述》一書中指出,一新會組織的目的在「提高女權」,即可知一新會雖然不像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黨設有婦女部,但對婦女地位的提升,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學習新知,反抗社會男女不平等等,盡了很大的力量。除了鼓勵登台演講自身的看法外,鼓勵婦女做手工藝,並參加體育活動,學識字,這在1932年當時,可能是民間最進步的團體。但是這時北村已在1931年7月過世。



      在看大谷訪談中,我深切體會一件事,那就是有日本經驗的臺灣人,對日本、臺灣的訪談者,有不同的待遇,亦即面對沒有「日本經驗」又沒能說溜日語的臺灣訪談者,因未能用日語回答而不能盡興,在某些內容上也做了一些保留。如我訪問林恩魁醫師(共四次)時,他沒有告訴我在東京帝大醫學部就學時,某次在東京街頭散步,因故和劉沼光被叫到派出所痛揍的事;也沒說到在東京帝大還有來自二高的同學。一個是二高出身的,那就是和他一樣遇到白恐的葉盛吉,只是葉被判處死刑。
      我在訪問畢業於滿洲建國大學的李水清時,他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入獄兩年半,他告訴我他被捕的經過:「民國37年(1948)11月21日,因為有人密報,刑警總隊帶人來搜查,當時有二個建大同學住在我這裏,一個林慶雲、一個賴英書,我們三個都被捉走,並搜查房子,究竟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他在接受三浦英之的訪談時,說有一天,畢業於建國大學第二屆的臺灣人學生[賴英書],從被「抑留」的西伯利亞回家的紀念日。建國大學出身的有十多人集合起來,為他的回鄉而開宴。開宴初,李水清看到和他同期(第一期)的同學H[林慶雲]來而背脊發涼。H是治安當局視為反政府活動的中心人物,在暴動(指228)後就行蹤不明。宴會無事而結束了,一個月後的11月中旬,憲兵隊來到李家,將到李家的建大出身者予以逮捕。李水清當天被押上車送入拘留所,被調查的相關事情都是關於H的,如H在哪裡?和誰又如何聯絡?支援他的組織在哪裡?建大出身者的交信手段為?
      在口訪過程中,因受訪者問的問題不同,回答自會有異,同一件事卻有不同的回答,雖無傷大雅,但由此可知,受訪者對訪談者的信賴度,會表現在訪談結果中。我不禁想著前輩們的認同問題,以及感受到改朝換代對經歷兩個政權者所產生的「創傷」,這樣的創傷可能隱藏起來,但是沒有人正視過這樣的創傷症候群如何撫平。由此也可看出,大谷渡教授是多麼赢得信賴,受訪者才能說出真心話。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精彩的訪談還需要史料來印證,大谷教授大致做到這一點。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知道對北村著作喜愛、演講有感、在半年後寄信給北村的女性阪本住枝,他憑著姓名、住址,找到阪本是臺南婦女醫院的護士以及該院的所在地。第九章有關空襲與戰敗,以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呈現太平洋戰爭前後直到日本帝國終了前後的情況,描述了臺灣人不論在戰前、戰後對日本人所抱持的複雜的感情,顯示出作者在寫此書時,對史料所下的功夫。
      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在第九章的最後一句話表現出來:「戰爭前後,臺灣人抱持著溫暖人性的心情來面對這個事實,以及因殖民者而受苦的真實樣貌,必須在歷史上予以銘記。」就戰後承接自日本帝國的日本政府而言,日本政府又如何看待曾經一度是日本外地的「臺灣」?相信此刻的臺灣人之心情仍然是五味雜陳,一部臺、日間的歷史該從何說起?作者由人物自身的日本經驗說起,可謂找到很好的切入點,而用深入淺出的筆法敍述,相信能吸引某些讀者對探索臺灣人物的興趣,進而探索臺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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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摘文

    第五章 北村兼子與臺灣(摘錄)

    關於北村兼子

      北村兼子在1903年11月26生於大阪市北區天滿,27歲時突然早逝,然而她在大正至昭和初期的數年間,活得光彩絢爛。她從《大阪朝日新聞》記者轉換成自由記者,出席國際會議,出版了政治、經濟評論以及隨筆等13本精彩著作,在報紙與雜誌中,留下了為數龐大的作品。
      1923至26年,北村就讀關西大學法學部。在學期間,她為了挑釁官僚社會濫用男性特權、「超荒唐」的發言,明知不會被接受,仍去報考法官、檢察官、官員等高等文官任用考試。北村對考試委員會的狹小氣量十分嫌惡,認為他們連「錄用法官這種小禮」,也不給女性。
    1925年4月,北村在學時就被《大阪朝日新聞》社會部錄取為記者。此後與男性記者享同等待遇、在報紙上登場的北村,立刻成為人氣記者。「婦女不對政治感興趣,國家不會興盛」,「若不能在普通民家發現學士、博士,學問就無法普及。」她以豐富的教養為背景展現機智,以敏銳的切入點直指社會矛盾的核心。「在眾議院發生的暴力事件,把國民的腦袋還原至野蠻時代、原始時代」,「難道在家中也使用暴力嗎?」「尚武國家,這是錯誤的出發點,如同綁上獠牙的豬假裝為野豬而被恥笑,文明的精髓是擁有思想而壓制暴力」,這些都是北村的妙語。
    為了新聞採訪,北村潛入咖啡廳扮演女給,探求新風俗與世間萬象。她的報導讓讀者為之沸騰,但也開始受到輿論激烈地性別攻擊。北村出版了《怪貞操》,維護職業婦女人權,並錄製同名唱片反擊後,提交辭呈。北村燙著一頭捲髮,走在時代先端,充滿知性,以輕便洋裝包覆的窈窕身軀裡,滿是卓越的行動力。京大教授瀧川幸辰、有力的政治家鶴見祐輔、武內作平、小泉又次郎、實業家福澤桃介,都是北村的支持者。
      從東京到大阪的臥鋪列車,或飯店房間,都是她的書桌。以「女浪人」自稱的她,提著一只黑色行李箱,以日本代表身分參加1928年夏威夷檀香山的泛太平洋婦女會議,以及隔年的萬國婦女參政權柏林大會。她以熟練的英語與德語,活躍於廣大的世界舞臺。從歐洲回國後,北村深信女性三年內能獲得參政權。必須要做好十足的努力,推動立法實現兩性平等。
      1930年1月北村因演講而到訪臺灣,四月再從臺灣往香港,隨後從中國南方一路往北,與各地的重要人士會談。北村在臺灣演講旅行的經驗,後來出版為《新臺灣進行曲》(《新臺灣行進曲》),並發表了〈臺灣民族運動史〉一文,以確切的認知與廣大視野,指出位在東亞的臺灣與日本之間的現況。在臺灣與中國間的旅途結束之後,北村預見了航空時代來臨,而有了飛行訪歐的計畫。她進入了立川飛行學校,並獲得了飛機駕駛執照。

    婦女文化演講會

      北村兼子於1928年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出席泛太平洋婦女會議,回國後在報刊雜誌上繼續頻繁地執筆投稿。忙碌的北村是「隨性的女浪人」,她以自由記者的身分接受了《婦人每日新聞》的評論部長一職。1929年秋天從歐美回國後,即擔任臺灣婦女文化演講會的講師,增加了她的知名度,這也是因「隨性」而接下「評論部長」的緣份使然。
      《婦人每日新聞》創刊於1929年1月,本社位於東京市日本橋區,另在關西(大阪市)、滿洲(大連市)與臺灣(臺北市)設有分社。1929年2月的《婦女新聞》曾報導,《婦人每日新聞》的發行,由「原東京聯合婦人會勞動部主任山田安子(山田やす子)擔任主編」,「北村兼子擔任評論部長」,「一月下旬發刊」,「傳言資本額是由大阪每日新聞出資」。
      在臺灣舉行的婦女文化演講會,則是《婦人每日新聞》為紀念創刊一週年所舉辦的活動。婦女文化演講會在臺灣的各大城市舉行。這是昭和初年最具現代文明與自由主義氣氛的象徵活動之一。演講會講師一行人,被報導為「日本全國知名走在女性文化尖端者」,受到「全島民的期待」。(《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講師中最具人氣的就是北村兼子。除了北村外,還有生田花世、山田安子、林芙美子、望月百合子、堀江角江(堀江かどえ)等人。總督府與各州廳都把她們視為現代文化的傳達者來接待。
      講師一行人於1月2日從神戶出發,5日抵達基隆,在臺北車站由總督府秘書以及記者迎接。她們出席了總督府官邸的招待茶會後,傍晚到鐵道飯店進行第一次演講。由臺灣總督石塚英藏主辦的招待茶會的情景,北村兼子有以下的描述:

    在臺上盡情展現英姿。斷髮、時尚的女人、像男人樣的女英豪、左傾的女鬥士等等,以總督為中心,口若懸河、侃侃而談,頗為天下奇觀。

      《臺灣日日新報》在報導中如此描述這群受到殖民地最高統治機關總督府接待的日本現代女性:「北村兼子女士非常厲害」、「言語之間流露聰慧」、「出席夏威夷的泛太平洋會議與德國萬國婦女參政大會場合也是如此」。
      1月5日的演講被《臺南新報》報導為「以齊柏林號飛船的夥伴聞名、馳騁於世界的記者北村兼子女士」,揭示「婦女參政主張的基礎」。前一年六月,北村出席「萬國婦人參政權柏林大會」後、從歐洲回國時,本來要搭乘環繞世界一週的齊柏林飛船,預計從德國的腓特烈港到日本東京霞關。雖然已向漢堡美洲輪船公司支付船費,但因受到主張報導權受侵害的《朝日》、《每日新聞》記者抵制,她的乘船之旅沒能實現。這件事在臺灣也廣為人知。
      在北村之後登臺演講的是堀江角江。《臺南新報》報導崛江「走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前端」、具有「無產階級鬥士的風貌」,述說「藉由無產階級觀的文化女性將成為未來之女性」。隨後報導「年輕女性北村、林、望月等推開襲捲今日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浪潮,悠哉地享受人生之樂,這種異樣也無不可」,並談到在年輕知識階層中,「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思想的流行現象。


    第七章 從日本到滿洲──林恩魁、鄭秋桔(摘錄)

    美麗的海岸線

      2006年12月29日早上,我搭乘臺北捷運,前往終點淡水站。包包裡放著11月下旬林恩魁醫師寄來的信,裡頭寫著「展開雙手迎接您」等美麗的字句。從淡水站搭上計程車,往北開往三芝鄉。這裡位在臺灣北端,幾公里遠處的海岬「富貴角」有個燈塔,北邊為東海,西邊為臺灣海峽。眼前的海岸線,被指定為北海岸國家風景區,翠綠的草原,與波光粼粼的藍海相互輝映。
      年輕時的林恩魁醫師,在國民黨政權下被「特務」帶走,拘留在臺東外海的火燒島。當時火燒島被稱為「監獄島」,現在叫綠島。無罪卻在監獄島遭監禁七年的林恩魁醫師,當時他所看到的太平洋,是否也如同三芝鄉的景色?
      初次見面,林恩魁醫師身著西裝、領帶,看不出已是84歲的高齡,身體很硬朗,語氣溫柔,說日文時使用著敬語。林恩魁在1922年2月1日出生於高雄,父親是林朝和、母親是王雀。林朝和在結婚後,踏上旅途前往印尼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販賣襯衫或萱草製品等物。當時,林朝和的哥哥先去了巴達維亞,說「這裡很適合做生意喔!」便把林朝和叫來發展。林恩魁的母親在臺南醫院的產婆學校上課,取得執照後,帶著六歲的林恩魁前往先生所在的巴達維亞,在當地當產婆。當時從臺灣來的人屬於日本籍,被當作日本人看待,因此林恩魁進入日本領事館的小學校就讀。全校學生從一至六年級,只有20人,林恩魁的年級只有四位學生,女生二人,男生二人。
      林恩魁四年級時,被交託給父親的朋友帶回臺灣,寄住在臺南祖母的親戚──也是公學校老師的黃金塗家中。從那時開始,林恩魁就沒有再和父母或兄弟姊妹生活在一起。因為日語很流利,林恩魁回臺灣後轉入臺南的南門小學校。1935年林恩魁從南門小學校畢業,進入臺南第二中學,在中學校住宿兩年,三年級時開始外宿。16歲升五年級時,林恩魁的母親過世,當時她才35歲。林恩魁還有四位妹妹、三位弟弟;母親去世時,最小的弟弟才九個月大。除了還在喝奶的小弟弟之外,其他六個子女,父親都拜託朋友帶回臺灣,寄住在自己的哥哥家。

    從臺南二中到浦和高校

      中學畢業後,林恩魁決定去日本。他討厭臺灣,因為臺灣是殖民地,臺灣人總是受到差別待遇,日本人則享有比臺灣人優越的待遇,無論發生什麼事,總是臺灣人被欺負。例如臺南一中和二中的學生間,經常發生衝突,每次一有事情發生,臺南二中的校長就對他們說:「你們不要製造問題,去向臺南一中的校長道歉。」臺灣是殖民地,所以管理方式有差別。即使犯了同樣的罪,警察對臺灣人的態度也有差別。林恩魁對此非常厭惡,下定決心前往日本,不想待在臺灣。在臺南二中二年級時,林恩魁在長老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與親人分開、獨自生活的林恩魁,成為基督徒後,可以約束自己的任性,對未來的人生有正面的影響。
      林恩魁五年級時,之前就讀巴達維雅領事館小學校的大妹妹林雅雅,已是花園小學校的六年級生,正要準備女學校的考試。為了升學考試,需要補習。林恩魁身為哥哥,為了指導妹妹功課,必須時常往返伯父家,如此過了一年,林雅雅順利考上臺南第二高女,林恩魁才安心離開臺灣。一如林恩魁中學時代的想像,臺灣人在日本的待遇果真比在臺灣好。林恩魁住在東京時,日本人對臺灣的事情並不清楚。進入高等學校後,林恩魁曾被同學問「臺灣在哪?」因為不認識臺灣,自然對於臺灣的差別待遇也不知情。反倒是說了「來自臺灣」後,還因此而受到歡迎。
      林恩魁失學一年後進入浦和高校(今埼玉大學前身)就讀,寄宿在東京杉並區的馬橋。當時他也同時被旅順工科大學錄取,但他選擇來浦和高校就讀,在1941年4月入學。高校的住校生活非常愉快,好好的帽子也特意挖了洞,穿著長褲、掛著毛巾、踩著木屐,漫步逍遙。
    進入高等學校後,必須在足球社、柔道社、劍道社、橄欖球社、游泳社等社團中,選擇一個參加。林恩魁加入了與中學時代相同的柔道社。通過柔道的訓練,鍛鍊精神和不服輸的鬥志,對他往後的人生非常重要。林恩魁之前入住臺南二中宿舍時,在當晚的歡迎會上,老師曾介紹學生宿舍會的名稱「不倒翁會」的意義:「出了社會,必須要成為不倒翁。必須有即便轉了一圈仍然站起來的精神。
      林恩魁在柔道中也學習到這種絕不失望的精神。有這種精神就絕不會倒下,而且更可保持愉快;林恩魁藉著柔道,培育出這種信念。高校時代的柔道會名稱為「無心會」,現今仍每年在東大的學士會館舉辦。林恩魁最拿手的柔道絕招是「寢技」。他還記得進入柔道社時留下的「特產」,瘀血後就這樣放著不管,讓身體強固。林恩魁受柔道鍛鍊所培養出的體魄,現在仍然保持著。林恩魁對於當時的日本教育,也一直抱持著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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