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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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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禮」字在全本《荀子》中出現342次,
    本書以「禮」作為統攝荀子倫理體系的核心概念,
    並透過「多(諸子)對一(荀子)」的比較,
    理解荀子學說在先秦諸子的思想脈絡之下的定位與意義,

    本書旨在經由分析《荀子》中的「禮治論」,及其與戰國諸子思想如《墨子》、《莊子》、《管子》、《呂氏春秋》及《韓非子》等之間的關係,闡述《荀子》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意義。全書以《荀子》的「禮」思想為中心,由三大重點展開論述:
    一、《荀子》哲學與戰國諸子思想交匯、統合的過程。
    二、《荀子》「禮治論」的淵源、建構及演變。
    三、《荀子》「禮治論」所界定「帝王」的各種角色。
    作者以縝密的剖析與論證,說明荀子是從建構國家、社會,甚至是「天、地、人」秩序的角度來思考,成就其「禮治論」,並以此影響了漢朝以降禮制國家的形成。藉由本書對《荀子》思想的爬梳,讀者當能循序漸進,一窺《荀子》禮治思想的堂奧。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荀子.禮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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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佐藤將之

    佐藤將之(Sato, Masayuki),1965年日本川崎市生。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先秦政治觀念」、「荀子哲學」以及「東亞比較思想史」。著有 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 The Originand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un Zi(《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形成與構造》)、《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等,及二十多篇以中、英、日以及韓文發表之期刊和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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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

    EAN / 9789860396348
    頁數 / 368
    裝訂 / 平裝
    級別 / 普
    語言 /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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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自序
    導論

    第一章 統治天下人民的帝王:《墨子》的「兼」與《荀子》
    序言
    第一節 〈兼愛〉的主題是否為「兼愛」?
    第二節 戰國早期文獻中的「兼」
    第三節 墨家的「兼」與「兼愛」:治理「天下」之君德
    第四節 《荀子》的「兼」
    小結

    第二章 天人之間的帝王:《莊子》的「道德」與《荀子》
    序言
    第一節 過去對《荀子》與「道家」思想關係之研究
    第二節 《莊子》和《荀子》之間的思想關係與「道德」
    第三節 《史記》中的「道德」和司馬遷對莊荀思想的評論
    第四節 《論語》、《孟子》及《郭店老子》中的「德」概念
    第五節 《莊子》「德」概念之特色
    第六節 《荀子》「德」和「道德」概念的特質與《莊子》
    附論 定州竹簡《文子》「道德」概念的思想特質
    小結

    第三章 教化人民的帝王:《管子》「經言」諸篇的「禮論」與《荀子》
    序言
    第一節 過去研究對現本《管子》及其與《荀子》之間的思想關係之主要見解與問題
    第二節 創造「能自律自規」的人民:〈牧民〉的思想特質與《荀子》
    第三節 君王的境界與條件:〈形勢〉的思想特質與《荀子》
    第四節 人民的管理與教化:〈權修〉的思想特質與《荀子》
    第五節 從「一國之制」到「天下之制」:〈立政〉的思想特質與《荀子》
    第六節 作為達成資源的公正分配之朝廷:〈乘馬〉的思想特質與《荀子》
    小結

    第四章 具備神明的帝王:《管子》諸篇中的禮論與《荀子》
    序言
    第一節 《管子》禮論的整體特色
    第二節 《管子》中〈君臣上〉和〈君臣下〉的政治思想與《荀子》的禮治思想
    小結

    第五章 效法天地秩序和體現文明秩序的帝王:《呂氏春秋》的「理義」與《荀子》的「禮義」
    序言
    第一節 過去《呂氏春秋》和《荀子》「理」的研究評述
    第二節 《呂氏春秋》的「理」和「理義」
    第三節 《荀子》的「理」概念與「禮義」
    小結

    第六章 《荀子》的「性」論與《韓非子》的人論
    序言
    第一節 當代學者針對荀子與韓非之間關係的觀點
    第二節 《荀子》與《韓非子》的「性」概念
    第三節 《荀子》及《韓非子》的「人」觀
    第四節 韓非「人趨利避害」的思想來源
    小結

    結論

    附錄
    主要參考書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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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序(摘錄)

    本書為筆者的第三本專書,亦是第二本試圖釐清《荀子》政治哲學的作品。回想起來,筆者研究《荀子》的端緒起於1995年春天,當時就開始攻讀荷蘭萊頓大學的博士學位。沒想到十八年來,此主題仍是筆者中國哲學研究的核心。自萊頓大學畢業後,於2002年到臺灣大學服務,主要以《荀子》為研究方向,陸續出版了與此相關主題十篇以上的期刊以及專書論文,也推動了幾項相關研究計畫和研討會,並與《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以及《漢學研究集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合作編輯了兩本「《荀子》研究」的專刊。然而經歷這些嘗試,始終讓筆者感到無法消弭筆者個人見解與臺灣學者觀點間的鴻溝。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筆者研究《荀子》的第一本專書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unZi,是以英文出版且份量達五百多頁之故。在中文學界幾乎沒有提及此書,當然筆者也意識到,用英文撰寫的中國古代思想著作本身就不太適合於中文讀者。以此契機,今日得以「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為題,將歷年來研究心得在「臺大哲學叢書」出版,對於身處中文學界已過了整整十年的筆者而言也算一償宿願。
    眼尖的讀者也許察覺到本書的書名「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似乎與筆者前作的副標“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un Zi”(中文譯做「荀子政治思想的起源和形成」)相當類似。也許有讀者懷疑「本書是否是筆者博士研究的翻譯或修改而重新出版之作呢?」。這個答案是否定的。本書與前作的內容分別來自於不同時期的研究,並且是針對不同內容的研究成果。既然如此,筆者為何以與前作相似之主題和方向來訂定本書的書名和內容呢?筆者為何還要針對《荀子》思想淵源的相關問題撰寫第二本著作呢?這是筆者須向讀者說明、交待的事。
    回顧筆者於2001年完成萊頓大學的博士研究,即第一本《荀子》思想起源的研究時,自認對於《荀子》研究大概是告一段落了。由於當時也獲得了蔣經國基金會的贊助,遂開始研究《韓非子》等文本中的政治哲學。不過,當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一書於2003年出版之後,歐美學界學者開始有一些迴響。其中以金鵬程(Paul Goldin)教授、Keith Knapp教授以及Kurtis Hagen教授有較為詳細的批評與指教。批評的內容大概可以歸納為兩點:(1)戰國早中期的諸思想是否如該書論述所示,對《荀子》思想造成了影響?(2)《荀子》的思想是否是提供給統治者的呢?之所以有這些疑問,筆者承認,部分原因是來自筆者在該階段研究時未能充分闡述而引起的疑慮。
    第一點批評的主要理由是針對筆者以“ethical argumentation”(倫理論辯)和“analytical discourse”(分析論述)兩個概括性的術語,來理解戰國時代的思想脈絡,並且以所謂「稷下學者」的影響來闡述《荀子》思想的來源,然而「稷下學者」的範圍迄今未有定論。因此,當筆者主張《荀子》的思想綜合了「倫理論辯」和「分析論述」,或稷下學者的「分析論述」深刻的影響了《荀子》思想時,許多讀者難免會認為筆者提出的「影響關係」說法,欠缺具體的文本證據(筆者對此之回應請見本書序論)。關於第二點,如Hagen教授所擔憂的,在理解《荀子》思想的特質時,假如過度重視「統治者」的角色,就會忽視《荀子》思想對「倫理教育」的莫大貢獻。
    有鑒於此,筆者認為確實有必要以戰國各諸子文獻為單位,來重新探究《荀子》思想源頭,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論述。然而筆者仍保留《荀子》思想的核心特色—為「綜合」和「禮治」之看法。因此在重新探討時,繼續以「綜合」和「禮治」兩個關鍵術語為切入點,配合諸子文獻來理解《荀子》思想淵源與特質的妥適性。這就是本書的書名與探討的方向,與前作類似的主因。
    本書探討的問題意識雖有繼承前作之處,但是在處理問題的方式和獲得的結論與前作並不相同。主要在於:不同於筆者在前作中利用“ethical vs. analytical”的宏觀架構來分析戰國時代的整條思想脈絡,本書採用了較微觀的分析面向,盡量避免使用概括式術語。同時,也以《墨子》、《莊子》等個別諸子思想家為基本的分析單位。筆者相信,這樣的研究方法有助於釐清某些在過去被認為是《荀子》獨有的思想或主張,實際卻是與其他諸子所共有的情況。呼應第二點,耐人尋味的是,本書分析出《荀子》在援用《墨子》的「兼」、《莊子》的「道德」、《管子》的「禮制」以及《呂氏春秋》的「理」(和「理義」)之思想轉換過程中,其論述方向基本上都指向於闡述作為「天下之君」的各種條件。換言之,對第二點疑問的省思和分析,反而讓筆者確認《荀子》政治哲學應是旨在「栽培能夠治理天下的帝王」。
    讀者可能還有另一個疑問:如果本書是前作之擴充或續論,那麼,若未曾閱讀過前作,是否難以理解本書的內容?就此為出發點,為了讓沒有接觸過前作的讀者易於理解本書,筆者採取了兩種方式:第一,藉由本書的序論提供了對前作內容的整理和評述。第二,更重要地,雖然在問題意識上一脈相承,但本書的論述盡量不以前作所區分的「倫理論辯」和「分析論述」為勾勒戰國時代的思想脈絡之前提,且各章的論述範圍只限制於分析的目標文本和《荀子》間可能有的思想關係,完全依據本書各章的見解來導出結論。簡言之,讀者可以將本書看作一本討論「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的獨立專書。
    然而若進一步深究:本書是否有助於充分理解《荀子》哲學的特質,筆者恐怕必須承認本書尚未能釐清《荀子》思想的整體特色。主要原因在於,本書尚未將筆者所發現的《荀子》各項特色與「性惡論」、「天人之分」等等過往許多研究關注過的思想特質相比較。在此意義上,前作和本書只能算是《荀子》研究的奠基作業(a ground work)。另以奠基作業的角度來看,本書的成果仍屬不足。由於時間的限制,本書尚未對《黃帝帛書》,以及近年越受重視的「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等新出土文獻,和《荀子》思想之間的關係進行較為徹底的分析。而且,前作和本書對於目前流行於學界的先秦邏輯思想及語言哲學問題,以及它們對《荀子》的影響幾無探究。由於這些主題是許多學者的興趣所在,缺乏相關探討的本書或許會讓讀者感到缺憾。
    儘管如此,筆者相信如果考量到過去的《荀子》思想研究視野,大多只局限在《荀子》文本,就算涉及《荀子》與諸子思想的比較分析,多數的討論也只停留在描述「一對一」之間的異同比較層次而已。就此而論,本書的「奠基」作業相較於過去的相關研究,是能讓讀者進一步以「多(諸子思想)對一(《荀子》)」的比較方式,綜合理解《荀子》在先秦思想的各種脈絡中的定位和意義。
    說明至此,本書在論述上又有那些特色呢?首先,本書的各篇章是匯集筆者已發表、出版的期刊或專書論文(發表情形另見作者跋),然而這並非單純集結論文而成的文集,而是按計畫進行撰寫的專書著作。此一計畫得以具體實現,來自筆者2008年申請「國科會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並於次年獲得一年期的補助。只是在臺灣的評鑑制度普遍要求作者把自己的學術成果在具備學術審查制度的期刊發表。因此筆者每完成新的一章,就先投稿給期刊進行審查、出版。雖然本書各篇章是匯集自期刊或專書論文,但筆者相信已盡最大的努力將各篇論文轉化為專書的單章論述,在「全書」的結構中讓各章節內容保持連貫。
    就內容上,本書的核心觀點以及書中所要論證的方向,大概可歸納出三點:(1)《荀子》哲學的基本特質展現於其綜合與統合的過程;(2)這樣的思想統合是藉由「禮」和「禮義」概念來達成的,並構成《荀子》的「禮治論」;(3)禮治論界定了「治理」整體人類之帝王的各種角色。就架構上,筆者努力藉由「序論—結論」之結構來統合本書整體論述。具體而言:在基礎架構上,本書各章提供「序言」和「小結」,並於「小結」中整理摘要該章探討的主要內容;在整體架構上,提供統貫全書的「序論」和「結論」。本書除了在序論提供前作內容之評述,結論則呼應序論所提出的相關問題。因此,讀者只要閱讀本書的「序論」和「結論」,就可以掌握本書的整體內容和重點。同樣的,閱讀各章的序言和小結,也就可以清楚理解各章之梗概。
    本書各章除了闡述該章主題之戰國諸子文獻思想和《荀子》思想之間的關係之外,還盡量收集過去的相關研究,並在每章「序言」或第一節提供平均三、四頁分量的評述。再者,全書的序論對過去中國古代的「禮」概念和「儀禮論」在《荀子》思想中的角色也加以評述,讀者經過本書的整理也可以獲悉相關研究的情形。唯獨《墨子》—《荀子》思想關係的過去研究,由於涉及比較中日近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廣闊議題,字數過多所以無法收錄於第一章的序言中,只好以〈日本近代墨學研究之崛起與中日學者之墨荀思想關係論探析〉一文,另外獨立發表於《人文論叢》,敬請見諒。


    導論(摘錄)

    本書之論述所針對者,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項比較具體的議題:

    第一個議題:荀子如何藉由「禮」概念,將其以前的各種思想提升為頗具綜合性的禮治思想?首先筆者注意的是司馬遷在〈孟子荀卿列傳〉中指出荀子所做過的理論工夫,他說:「(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引文中,司馬遷列出「儒」、「墨」、「道」以及「德」四個字,由此暗示荀子有學過這四種,以及進一步對比且發展的思想項目。司馬遷明確列出「儒」、「墨」、「道」、「德」,意味著司馬遷認為荀子擔任過綜合「儒」、「墨」、「道德」之功過的角色。為何司馬遷除了寫荀子是儒家思想的繼承者之外,還加上「墨」、「道」(「道德」)兩家,來描述其思想工夫的內容?

    針對此項問題,筆者在第一章以《韓非子.五蠧》提及之「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一句為線索,探討荀子如何將墨家的「兼愛」引進自己的禮治思想。根據如上〈五蠧〉的記載,當時儒墨兩家均主張「兼愛」。其實,若我們仔細觀察《荀子》中的內容,便能夠了解如〈五蠧〉所述,《荀子》的思想中由「兼」與「兼愛」概念所構成的主張也相當豐富。不但如此,正如正文所詳細討論,與《墨子》的「兼」概念相比,《荀子》對「兼」進行了相當完整的理論化。如此,《荀子》似乎企圖建立治天下之君的價值概念。而且,在此論述中,「禮」概念發揮相當重要的理論角色。

    接著在第二章,筆者探討《荀子》如何引進戰國中後期之道家思想。此章分析的線索還是司馬遷「(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一句。與此相關,筆者另外關注的一點,是在先秦文獻中,「道德」一詞只在《莊子》和《荀子》中出現10次以上之事實。是以藉由「德」概念之演變與展開為主要脈絡,試圖闡明《莊子》和《荀子》之間可能存在的思想關係。同時,本章闡述在《荀子》引進《莊子》思想之際,「禮」和「禮義」概念也發揮了其統合先秦「道德」論的整合性功能。

    在第五章,以《呂氏春秋》之「理」和「理義」概念為比較的線索,探討《荀子》由「理」和「禮」之結合,或從「理」到「禮」的轉換,究竟是意圖要建立何種形式之秩序。從此處的探討,筆者發現,其實「文理」一詞發揮相當重要的功能。「文理」一方面係指人類世界的倫理文明秩序,但另一方面,就前後文字脈絡而言,幾乎可以為「禮義」一詞所取代。若是如此,則荀子就是想使用「文理」一詞來表達藉由「禮義」而達成的理文明秩序。那麼,這樣的秩序觀與《呂氏春秋》由「理義」來表述的秩序觀有何種差異呢?雖然按照筆者的問題意識,即接續第一、二章對「兼」、「道德」等觀念的分析,此章的討論原本應該要排在第三章,但一般認為《呂氏春秋》的成書時期比《荀子》晚,所以本書將之排在第五章。不過,如該章所詳論的,筆者認為《呂氏春秋》的思想直接受到《荀子》之影響的可能性比較低;反之,從思想本身的完整度來說,《荀子》的「禮論」反而還比《呂氏春秋》的「理」論,具備進一步理論化的內涵。

    第二個議題:《荀子》的禮治思想是否在荀子之前曾經已有過某種整體「原型」?的確,當我們觀察《荀子》禮治思想中的各種因素時,可以發現其中幾個重要的因素存在於所謂孔子和荀子之間的文獻,如《孟子》、大戴和小戴兩部《禮記》,以及在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後簡稱為「上博楚簡」)中可以看到。不過通觀現存的先秦文獻,就《荀子》哲學中最顯著的「禮」對整個國家的運作、社會維持上的理論性思考而言,可以發現,《管子》中與此相關的論述最為豐富。且《管子》一書中所出現的「禮」和「禮義」概念的涵義和使用脈絡,也與《荀子》的用例相當接近。無可諱言,《管子》一書的思想反映戰國時期的齊學內容,而這應該就是荀子在他社會活動最活躍(當過三次「祭酒」)之際的思想環境;既然連背景脈絡也很接近,我們便可以推測《荀子》禮治思想的直接來源可能存在於《管子》或與此相關的論說中。有鑑於此,本書第三章分析《管子》「經言」部分的「禮」和「禮義」概念的特色,第四章則闡述〈君臣上〉和〈君臣下〉的禮治(或禮制)思想及其與《荀子》禮治思想的可能思想關係。

    第三個議題排在本書第六章:荀子的「性論」和韓非的人觀,彼此之間在理論上是否有影響關係?眾所周知,在過去針對韓非之政治思想來源的研究中,學者推論出其仍根基於荀子的性惡論。大多數學者自然而然地認定,韓非曾師從荀子的「歷史事實」可證明此一推斷;但綜觀此一推斷,其中實缺乏用以理解這兩位思想家的人性觀的,較為綜合性的比較分析。針對此情況,筆者完整地檢視韓非「性」字的用法及他的人性觀,並且與《荀子》及其他文本相較。基於此分析,筆者試圖論證一個思想脈絡,即韓非較有可能直接整合了所謂「前期法家」及稷下學者的人性觀(及自私本性),因而並不屬於《荀子》的人性論。

    在結論部分,筆者首先以《史記》之〈叔孫通列傳〉和〈禮書〉的兩段文字來確認《荀子》禮治論提供了漢朝的國家、社會、政治以及倫理之龐大制度藍圖的歷史意義。《荀子》禮治論是具備由全部的人類來構成之國家社會所能夠達成的倫理共同體之最高原理。而由此,對漢朝而言,「禮」概念的重要性也提升為與宇宙本體的「道」概念並立的地位。

    總而言之,從「禮」思想的研究角度看來,前書分析的重點在於先秦「禮」概念的演變,和荀子「禮」論本身的思想特色。本書的主要目標則在於闡明《荀子》「禮」論的來源以及其他概念,如「兼」、「理」、「道德」之間的關係。由於這些概念分別在《墨子》、《呂氏春秋》以及《莊子》思想中構成其核心論述,筆者也希望本書研究之所得,能對於理解《荀子》之外的思想,帶來一些新的觀點:比如說,《墨子》中的「兼愛」一詞,其實係指天下之君和有條件成為這樣的君主之人(即墨翟本人);《莊子》中的完美理想人格,如「天人」、「神人」、「至人」等,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超人;由於《呂氏春秋》長期以來被歸類於「雜家」,故而其思想特色,常常被以「某某家」的「某某思想」加上「某某家」的「某某思想」之方式來討論。不同於此,本書則提出「理」概念統貫了《呂氏春秋》的整體論述,且其個別論述也與以達成「理」和「理義」為目標的思想方向,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然而,在相當有限的分量內,要同時闡述《荀子》「禮」論的思想特色,以及影響其形成之諸子思想的新面貌,當然是件相當艱難的事情。因此,在本導論的最後,筆者特別想提及本書見解的一些限制:

    第一,本書在試圖由某個概念,如「兼」或「理」,闡明戰國諸子思想的某種特色時,此思想特色並不會代表此思想家的全部、或最重要的特色。因此,雖然筆者努力以如「兼」、「道德」等概念為切入點,闡述《墨子》和《荀子》或《莊子》和《荀子》之間的思想共通點,但是筆者沒有意圖進一步主張,《墨子》或《莊子》的整體思想也因此很接近《荀子》的思考方向。反之,雖然接受或引進《墨子》、《莊子》的核心概念,由於荀子本人堅信自己的思想,為繼承孔子以來以修身的實踐作為核心價值之正統儒家,這些思想家和荀子的思想之間,還是存在很大的差異。而在此前提之下,筆者主要想釐清的是荀子如何在引進他家的代表性概念的同時,仍然能夠建立更為精緻的儒家學說,特別是禮治思想?

    第二點則是文獻代表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墨子》、《莊子》以及《呂氏春秋》是否最能分別呈現「兼」、「道德」以及「理」等概念?對於這個問題,在《墨子》是中國古代最重視「兼」概念的文獻這點上,大概沒有異論。不過,讀者也許會認為,「道德」一詞在現本《文子》中比《莊子》還更受到重視。的確,現本《文子》中有30個「道德」一詞的用例,比《莊子》和《荀子》都還要多。然而,根據丁原植的統計,現本《文子》39,228個文字中,有超過四分之三的30,671字可以在現本《淮南子》中找到。「道德」一詞出現的情形而言,現本《文子》與「道德」相關的論述中有13例,也以幾乎一樣的句子出現在《淮南子》中。雖然定州八角廊出土的竹簡中,有277枚簡、2,790個文字與現本《文子》的內容重複,證實了西漢時期已有一種古本《文子》的存在。但是,丁原植仍還認為現本《文子》有一半以上的內容原本應該並不屬於古本《文子》,也與文子或文子學派的思想無關。受到王博、張豐乾、何志華等研究的啟發,葉波(Paul van Els)最近的研究也認為,定州簡本《文子》大概是在西漢初期到墓主下葬的公元前55年之間撰寫而成。此外也值得注意的是,在現本《文子》中,除了「道德」之外,理解《荀子》思想的其他關鍵詞或句子,如「禮義」(7次)、「教化」(5次)、甚至「天人之分」也曾出現過。事實上,同時出現多種《荀子》所重視的概念或文句的情形,也發生在《尸子》、《墨子》卷一的7篇之中。雖然筆者無法斷定如《文子》或《尸子》等文獻中與《荀子》之主張類似的思想成分,是否單方面引自《荀子》,但至少我們可以說,這些文獻之思想的形成,應該不只是一、兩個概念的引進,而是在與《荀子》整體思想的互動過程中進行的。因此,關於《荀子》和這些文獻之思想的比較,從戰國末年到西漢荀學之展開的觀點來處理或許更為妥當。不過,筆者也重視,至少在西漢時期已成形的定州八角廊簡本《文子》中就包含著6個「道德」的這項事實,因為這會反映出先秦時期到西漢初期的「道德」用例。筆者在第三章最後的「附論」中,將比較分析竹簡《文子》、《莊子》以及《荀子》的「道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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