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他們說這一天永遠不會來到 我在2013年開始撰寫這本回憶錄，有兩個目標。其一，我要寫下看法，指出狀似很不可能的進展，已在我們眼前浮現，雖然我們視而不見：在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第二任在職期間，也在古巴現任總統勞爾（Raul Castro）或他的兄長菲德爾（Fidel）去世之前，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即將正常化。當時，沒人相信。甚至我自己也懷疑，是否真會發生。接著，就這樣發生了。2014年12月17日，我早就預見的改變，是由兩國總統同時宣佈了──就在敵對五十五年之後。 第二個目標多了一些個人色彩，但也具有歷史的性質：通過「古巴革命」的稜鏡與美國的回應，我試圖瞭解1960年代這個世代的漫長歷史。在這兩個國家，這是相同的紛擾年代，也都接生了社會運動。美國主導的現狀，逍遙舒坦，但在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衝擊下，垮了下來，哈瓦那獨裁者巴帝斯塔（Fulgencio Batista）空有美國支持，只能逃之夭夭，這就如同，民權運動在美國對種族隔離現象的挑戰，從蒙哥馬利（Montgomery）、伯明罕（Birmingham）、塞爾瑪（Selma），再到哈林區（Harlem），異地並舉。古巴馬埃斯特臘山區（Sierra Maestra）這些長滿鬍鬚的游擊隊，與我們這些舊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區（Haight-Ashbury）的鬍子們相遇了。1960年菲德爾走訪聯合國，來到了哈林區、哈佛大學與好萊塢，美國的黑人、知識界與影世界都被電到了。那個時候，「民主社會學生會」（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還沒有成立，我是密西根大學學生，與人約好，前往參加「公平對待古巴」（Fair Play for Cuba）集會。沒有人能夠逆料，兩國之間的喜悅、創傷與磨難，還會持續另一個五十五年。 關係正常化的契機，來得正是時候。就此，歐巴馬總統與古巴總統勞爾‧卡斯楚創造了各自的傳承。關於菲德爾‧卡斯楚的謝世傳言，說他已經走了，或是很快就要走了，這類謠言總是去了又來，不斷出現，i現在，在他走出人生舞臺之前，兩國關係開始正常化了。來日，在他的葬禮舉行時，美國總統很有可能出席，可以在場；美國早該向古巴致意，若是屆時才有機會，雖然遲到，卻也象徵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史，已經更上層樓。（反之，一旦這麼重大的世界事件發生，在各國領袖當中，如果歐巴馬總統是唯一無法前往參加的人，那麼在我看來，這會是非常讓人羞愧與難堪的時候。） 正常化的預測已然落實，美古關係的漫長歷史仍然可能遭人遺忘，或者，凍結在刻板的認知之中。不過，此時此刻，至少我們仍可期待，來日將有不同；鑒往知來，過往的歷史如今也合當探索。 在構思與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請里卡多‧阿拉爾孔（Ricardo Alarcon）做為夥伴，他是古巴人，如同我自己，將近六十年之前，我們都是激進派學生領袖。阿拉爾孔在哈瓦那大學，我在密西根大學擔任《日報》（the Daily）主編。我們兩人都是哲學系研究生，半途中輟，投身於我們願意獻身捐軀的信念。後來，他成為古巴革命的高階領導人，出任外交部長、聯合國代表與國會議長。我自己的經歷則是40年的社會行動，遭致十次逮捕，被控策劃陰謀，並有公民不服從的紀錄，我還擔任了加州議會議員十八年，從事很長時間的寫作與教學。我所身屬的許多社會運動改變了很多美國文化，但並沒有能夠取得政治權力，因為有些國家領導人被暗殺了，我們從事社運的潛能、我們這個國家的潛力，毀於一旦，無從完整發揮。我站在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靈柩旁的儀仗隊，頭戴橄欖綠的古巴軍帽。我的行裝不會讓羅伯犯難，他原先是菲德爾‧卡斯楚的敵人，後來，他有了變化，主張對話，是共存路線的堅強支持者。 這本書可以說是一種考古挖掘，數十年的經驗與教訓盡在其中，我們理當值得學習與辯論，庶幾不至於重蹈覆轍。唯有瞭解我們共同的過去，我們才能瞭解，正常化這個突破何以能夠出現，並進而瞭解古美關係的糾結，會從這裡走向何方。本書起自預測，但既可當作是歷史，也能作為序幕來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