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大讀書時，我與鄭欽仁、李永熾老師非常親近，一直想研究漢魏晉南北朝思想史，所以經常向鄭老師借這方面的書。後來因為讀到余老師幾篇思想史的論文，興趣才漸漸移到明清與近代。申請普林斯頓大學時，我的博士論文計畫其實是戰國思想到漢，即先秦思想由百川競流到變成湖泊這一段轉變，或是明末的思想家劉宗周。但是到普大與余先生首次見面時，余先生說史語所有傅斯年檔案，用檔案治史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何不就做傅斯年，這才決定了我的論文方向。後來我回過頭一想，如果照原來的計畫寫劉宗周，用英文要如何表述劉氏那些深奧難解的觀念啊！儘管後來得到博士學位回到史語所之後，我仍寫過幾篇與劉氏有關的論文，但是比較系統地探討劉氏也就胎死腹中了。

早先連一張英文便條都沒寫過的我，到了普大後，突然跳進一個漩渦中，每天為動輒一篇三、四十頁的學期報告（每學期至少有三篇）擔心，光是 Wade-Giles 拼音，和英文 footnote 的作法就讓我感到很為難了。當時，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隨手揣一個範本在手中。正好余老師在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發表了“O Soul, Come Back!”一文，隨手給了我一本抽印本。此後兩年時間，只要是動手寫英文報告時，我便先翻一翻抽印本，然後下筆。圖書館中鄰座的同學 David Wright，則每每手持一本 King James 的聖經，隨手翻閱之後再下手。

最近余老師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他剛在哈佛作博士生時，交給費正清的第一篇報告，所有英文的拼音都錯了（用費的話說是「Your pronunciations are all wrong」），這也是我剛到普大時的窘境。在出國讀書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一個 Wade-Giles 拼音系統，在申請學校填寫我的英文名字時，還頗為此苦惱一陣子，後來想起有一本很受注意的英文書多次引用了我的少作《章太炎的思想》，所以便將引文處我名字的拼音照抄下來。到了普大不久才發現其中有一個小小的失誤：「森」應該是「sen」，而不是「shen」。直到去年我回母校客座時，系秘書還問我，你名字的最後一個字究竟應該怎麼拼？ 還記得第一次交學期報告時，連梁啟超的名字都拼錯了。同學問我「梁ㄐㄧˋ ㄐㄧˇㄠ」是誰？原來我少打了兩撇，「梁啟超」讀起來變成了「梁ㄐㄧˋ ㄐㄧˇㄠ」。

我在普大讀書的五年多，記憶中余老師除了上課時間以外，通常在家工作，但每週四下午是他的 office hour，學生可以在這個時間任意推門而入，向他請教問題，所以我也常在這個時候進去見余先生。余先生當時的辦公室在 Palmer Hall，是全系最大的一間，這個辦公室原本屬於系主任 Marion Levy 教授。Levy 教授是T. Parsons（帕森思）的高足。他個性雄豪，出門必拄一支龍頭拐杖，並牽著一隻據說是南斯拉夫總統送的大狗。有學長告訴我（不知是否可靠），他曾在這個房間用鐵籠養了一條巨蟒，冬天需要用電燈照射取暖。有一年 Levy 出訪太久沒有到辦公室，沒想到巨蟒居然被烤死了。

余先生的辦公室有前後兩間，外面一間滿貯書籍，同時也有一張大的木桌供上課之用，裡間除了書本之外，則是一張優美辦公桌及沙發。我們一群學生常常在上課前便圍在大桌前閒扯，這時余老師往往在裡間奮筆疾書，簽字或填各種表格。余老師的英文工整秀麗，寫在黃色的英文稿紙上，優美異常。...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