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曆元旦與新曆年:日治台灣文青「過年」的日常生活史
003期
著名的德裔美國史家Peter Gay在他那系列維多利亞時代的布爾喬亞感官經驗研究《感官的教育》提到,對於十九世紀的人們而言,那是個「快速列車的時代」。隨著火車、鋼軌路基和信號系統的持續改進,火車的速度越來越快,鐵路也成為一種流行的隱喻,新的感官刺激紛至沓來,這表達了十九世紀的急遽變遷,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人們的困惑與焦慮。同樣的時代轉變造成的感官體驗與人心變動問題,我們在二十世紀初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彼岸過迄》中亦可見到。時代轉變、東京、市營電車、站台、紅色鐵柱、年輕人、城市,則成為小說中常出現的用語與書寫。

1930 年代的台灣似乎也有這樣的現象,城市的劇烈改變帶來日常生活的種種便與不便,成為作家、地方菁英的城市書寫、個人日記或旅遊雜記的重要內容。透過當時地方菁英的私生活書寫,搭配報刊新聞與廣告,我們更能清楚地感受到這個時代的移動、感官與城市文化。

日本的著名旅行史作家富田昭次在《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就曾明白指出,近代的日本可稱做是觀光的時代,各種交通工具的改變帶來的快速移動,不僅改變了城市地景,也改變了人們的感官體驗。觀光時代帶來的最大變動是旅行方式的改變。呂紹理的《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點出了這個時期旅行制度化的特色。他認為旅行「制度化」正是旅行活動最重要的發展方向與特質。從外在因素來看,生活作息型態改變、星期制時間系統的出現為旅遊活動提供了時間誘因;交通網路的綿密化和交通工具的快速提高旅行活動的效率,而殖民政府希望藉由旅遊以使人們觀看到統治的進步,這股政治力則成為制度化的重要推力。

而內在方面,旅遊機構及旅館系統的出現,以及旅遊手冊的出版,則為旅行提供更方便的條件。這些都是使得旅行朝向制度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以《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リズム》著稱的日本學者曾山毅則提出:「觀光產業做為一種近代性的裝置被導入台灣的同時,亦反映出來自宗主國日本的文化影響。」換句話說,日本旅館或料理店的擴展、溫泉的開發、地名的日語讀法、日語書寫的旅遊指南等,在在顯示出殖民地台灣的觀光產業實為內地延長的側面。這表示研究日治台灣史不能只看台灣,還要瞭解當時的日本史甚至是世界動態。

當然,要瞭解作為現代性表徵之一的日常生活轉變,絕非僅靠旅行生活,可能還要多加理解東亞當時的城市文化、消費社會、日常生活、飲食慣習等各方面才有可能,其中「過年」是很好的觀察角度之一,尤其是文青的過年。

日治台灣的文青怎麼過年的?且讓我們看看日記裡怎麼說。有關日記的資料,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臺灣日記知識庫」相當值得推薦,可以很方便的查詢日治臺灣的日常生活史資料,這個資料庫所收入的日記,同時也有紙本書的出版。

日本時代的過年這一天,當時習慣又稱舊曆元旦。豐原的著名地方士紳張麗俊的過年方式較為傳統,屬老派文人式的,常見的活動有貼春聯、分壓歲錢及拜神。

1909 年的 1 月 21 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提到,他在農曆元旦前一天,前往墩購買年節用品,近午才歸。午後,開始貼門聯、拜神敬祖,慶祝這一年的結束。晚飯畢,他的兒女前來討取壓歲錢,在他看來也是天倫一樂也。日記結尾,他還特別感傷歲月的流逝:「但今宵猶是舊歲,明旦即是新年,人生易邁, 歲月難留,撫今追昔,又不無老之將至之感也」。

拜神也是過年時的大事之一。1921 年 2 月 7 日的《水竹居主人日記》提到農曆年除夕這日,張麗俊一早就全家拜謝天地神祇。午後則祭拜祖先,才完成初一的祭神大事。大年初一這天,他半夜三點就早起,燃燈煮茗,恭神敬祖,九點時前往豐原街,即舊名葫蘆墩街慈濟宮進香,並同梨園戲班唱起戲曲。1924 年 2 月 5 日,張麗俊更提到舊曆新年這天往慈濟宮進香,並同慶陽春梨園唱戲,庭園中則見紅男綠女熙熙攘攘往來,整個塞滿人潮,令人動彈不得,這是從未有過的舊曆年現象。

張麗俊不只敬神,過年時向長輩拜年請安也是要事之一。例如 1918 年的 2 月 11 日大年初一,他也是一早五點就起床迎接新年。早餐飯畢,就扶母親坐在大廳中堂,自己同諸兒孫、媳婦等雙雙拜跪,給母親添福增壽。禮畢,同世藩並諸少兒孫同往庄內聖母廟及祖祠進香,直到中午才回。

林獻堂則在 1937 年 2 月 11 日記載農曆新年這天有吹春與給紅包的習俗。他提到:「三時餘睡覺,五時又再睡去,聞吹春之聲乃急起。今年祭祀公業輪著鶴年,恐其無準備紅包,使管門樓溪水往取之來與吹春。」所謂的「吹春」又稱噴春,指的是由剃頭業或社會職位較低者組成一班,用喇叭、鼓、鑼、笛、鎖吶、鈸、韻鑼吹打,在市街遊行,到各戶門口吹奏賀春,被吹之戶則用紅包回贈。

林獻堂日記也提過舊曆元旦祭拜祖先的事。1930 年 1 月 30 日,這一天因為烏雲漫天,雨勢不斷,因此來訪友人甚少,他的活動僅有和內子、垂訓、來兒、 織雲、湘雲共同祭拜祖先而已。早餐後林獻堂刻意找來攀龍冒雨前往萊園,參拜祖母之墓。日記還提到,以往每年舊曆元旦,都會有數百位男女在鄰家萊園嬉春,今年元旦因大雨緣故,僅在夕佳亭上作樗蒲之戲者,才數十人而已。

林獻堂的夫人楊水心在日記裡也會提到拜年、吹春的事。1934 年 2 月 14 日,她六點多就起床,之後真蘭社戲團來家裡「吹春」。至八時,她則同林獻堂、猶龍、愛子去拜祖,然後五叔、六龍、夔龍、素英、樂子、容紉、瑞騰、資彬、啟東、漢錂、根生、阿樂、莊萬生夫婦來拜年。

有的文青在這農曆元旦一天還是一如往常地作息。像是新竹地方菁英黃旺成,在1917 年 1 月 17 日的日記提到,他在這一天是照常授課,下午兩點後才離開學校,前往木村床處剃髮,店內生意因為農曆元旦關係相當興隆,到了晚上錦珍香送來過年用的甜料及大鯛。這甜料有紅棗、土豆、冬瓜糖、瓜子等,是當時人拜祖先及親友拜年時的招待糖果。

當然,有的人的舊曆年則是在監獄過的,但也透露出對過往正月一日的懷念。

1930年的2月10日《簡吉獄中日記》中以回憶的方式提到過年的情境。在這一天,簡吉想起去年的舊曆春節。在1929年那一天,是用朋友國祥和根二兄送來的物品與洪水兄送來的魚丸煮年糕。夜晚則用以信兄寄來的錢購買飯糰在公園吃掉。回憶起去年的今天,從傍晚開始是訪問和幫忙的時間,很晚才完成。晚飯都被主人不在的主婦招待,吃了一頓新年豐富的晚餐。想起去年的年節氣氛,簡吉隔年的正月初一則是在監獄度過,這一天,他的午餐只有鹹沙丁魚可吃。兩相比較之下,現況相當淒涼。

簡吉對舊曆年的懷舊記憶不僅是私人生活方面,也有公領域的描述。他在 1930年的2月12日的日記裡提到,去年的今天是舊曆正月初三,是個歡樂的新年。然而,侵襲清晨的是,全島三百餘人被大檢舉,五百餘處住宅被大搜查。與農民組合有關係的人,以及和他們來往的人與家庭都完全一片混亂。在搜查住宅時,日本統治者故意粗野蠻橫,拘捕時更是粗暴示威,完全破壞了全島的祥和氣氛。由於他當時自己正在本部,因為不願做飯,就把朋友送來的甜粿、菜包、魚丸等等都胡亂地混在一起,也不知是甜是鹹,做成非常奇特的煮年糕,初一初二都是這樣度過。對簡吉而言,在那1929年農曆過年期間發生的查禁大事讓他記憶猶新。

相對於舊曆年,元旦新年的一月一日,一般文青提到的記載相對的多,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推行的現代性作息對文青日常生活的影響。吳新榮是1930年代的文青中將新年元旦寫得最清楚的一位。

台南小鎮醫生吳新榮的農曆年就跟豐原張麗俊、林獻堂、黃旺成很不同,沒有拜神的活動,而是訪友、賞景、泡溫泉、登山及打麻將,一幅文青的現代性過年模式。

1935 年 2 月 4 日,他在日記裡提到,早起已經是九點後。吃過早飯,朋友昭癸義兄開著自動車載他去參詣赤山岩,因為是舊曆的元旦,參拜者陸續而到,人相當多。十一點多,兩人又乘火車到後壁,再轉巴士到白河,在這裡連同賴煇煌、魏國兩夫婦到關子嶺泡溫泉。林泰料夫婦已到,不久陳清鐘夫婦又到。眾人各自入浴後,就一同攝影留念。這幾位昔日東京醫學士各人已有妻小,甚呈盛觀。之後大夥又去登山清遊。晚餐後,石錫純君又到,吳新榮和這夥同學開始打東京式的麻將。吳新榮的舊曆年第一天就是這樣度過。

吳新榮在新曆年還有個習慣就是到外地辦同學會。他在1939年的新年元旦提到:「今年在此鄉下的元旦一如往常,沒有什麼改變,因為勵行國曆,在市場裡被嚴格禁止□□的關係,到街上逛熱鬧的人反而多了。」由於來看病的患者很少, 所以他搭下午五時的巴士到台南,悠然地過他的新年。按照往例,從1936年起,他都在這天選個外地舉辦「旭翠會」,與過去在東京的同窗相聚。1939年的旭翠會決定在日月潭舉辦,就邀呂成寶君同行,太太雪芬則想去買些新開市的便宜物品,帶了小孩南圖一起來。到達台南時,首先去拜訪王烏硈先生,正好他們與慈惠院的同事們在吃壽喜燒,也就當了不速之客。事後又去拜訪黃百祿家,看看要參加旭翠會者有哪些人,卻只來了林耳君和黃明富兩位,與黃百祿加起來只有五個人,場面看來冷清,加上訂旅館房間等等的原因,最後日月潭之行只好取消,決定在台南簡單地舉辦。

雖然參加者不多,吳新榮這夥朋友最後是到酒樓去,傾訴一年來的心情,一起祝福新的一年過得更好。第一次的聚會是到新開幕的招仙閣,幾乎客滿,多耗了些時間。不過,此店被視為當時台灣的第一大酒家,他們在此把酒言歡。第二次會決定到松竹咖啡屋去喝,此店曾有它的全盛時期,女給(女招待)眾多,當然有過許多紅粉知己。他們一行人為了展現豪勢,就到寶美樓進行第三次宴會。寶美樓不愧為在台南歷史悠久,到深夜還能出菜,提供大家最喜愛的烤山羊肉。

這次的活動散會後,因為旅館都客滿了,他則到妻子借住的王烏硈先生家過夜。而友人林耳、黃明富、呂成寶等三位也是找了七、八家才找到住宿處。經過一天的與友人狂歡後,他的心情反映在日記裡:「在新年或廟會慶典時,還是別到都市去湊熱鬧。但今天我卻玩得蠻開心的,也慶幸有機會在此遇見黃氏,暢談往日情懷。

到了戰爭最末期時,連過新年的氣氛也連帶受到影響。吳新榮在 1945 年 1 月 1 日的日記提到,去年末,完全沒送出任何一份年禮,因物資匱乏,也覺得無此必要;也未送紅包給小孩和家人,因為並不覺得金錢那麼值得重視。在元旦這天,謝絕了黃大友等人的招待,決定不喝酒。因為時勢如此,他完全沒有以喝酒的方式來慶祝新年的心情。當年元旦也破例不拍全家福紀念照片,一方面是底片缺貨,另一方面是家族成員在精神上並未完全一致。

在度過上述新元旦與舊曆年並存的日常生活後,到了1945 年,這群文青又經歷了一次生活作息的大變動,舊曆年開始恢復。1947 年 1 月 21 日,吳新榮在日記裡提到:「光復變為復古了,大部分的百姓都準備歡迎舊曆。舊曆或稱古曆或陰曆,或稱農曆。所以在這農村當然要做這舊慣,自然市面也因之呈出盛況, 物價也因之空前膨脹。致使我們已不能做新,也不能做舊。但是最少限度也蒸些 甜果〔粿〕可以敬祭祖先。」看來日本人走了之後,台灣民眾又開始回復農曆, 由於物價高漲,昔日的慣習僅能以蒸煮些簡單的糕點來祭拜祖先。

關於這個主題,近來的歷史研究已經透過日記、報刊、檔案進行了許多相當精采的論述,例如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林玉茹在〈過新年:從傳統到現代臺灣節慶生活的交錯與嫁接 (1890-1945)〉一文中提到,在戰時體制下,新、舊曆元旦的競爭更趨白熱化,促使部分台灣人,特別是城市居民和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逐漸選擇新曆元旦而不再過舊曆年。但另一方面,即使在警察、保甲系統以及皇民奉公會的嚴密監控下,大部分、特別是農村中的台灣民眾,大致仍持續過舊曆新年,只是將部分年節儀式隱藏起來,而呈現另一種殖民地民眾堅守傳統節慶風俗的精神。這也是為何戰爭一結束,台灣人即歡欣鼓舞地過舊曆年,新曆元旦反而受到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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