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史上嚴重歪樓的代表作


在中華文化裡，早在周朝就有關於「翻譯」的文獻流傳，如《禮記・王制》提到：「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在漫長的中外翻譯史裡，家喻戶曉的《格理弗遊記》絕對占有特殊地位。

絕大多數國人都讀過或看過翻譯、改寫、漫畫或動畫版的《格理弗遊記》，然而，從第一、二冊的小人國、大人國，到第三、四冊的島國、馬國，隨著系列演進，閱讀過的人數也愈來愈少。最後，讀過原文版本的，可能就只剩下英語系學生。

《格理弗遊記》在華人世界裡流傳，可以說是經典的幸，也是不幸。幸，是這部英國文學經典幾乎無人不知；不幸，則在於它廣為流傳，卻被認為沒必要再仔細閱讀。更諷刺的是，華文世界通行的版本經常是被「節譯」或「誤譯」之後的樣貌，而不是全貌。

《格理弗遊記》原來有四冊，是愛爾蘭出生的綏夫特（Jonathan Swift，一六六七—一七四五）用來諷刺人性、英國時政與權貴的作品。在第一冊第三章裡頭寫道，小人國國王將三種不同顏色的細絲線，賞賜給舞技最高竿的人；舞蹈內容類似凌波舞，表現靈巧且跳躍、爬行時間最久的前三名，分別獲賜藍、紅、綠絲線。

不同顏色的絲線，分別代表當時三種頒予爵士的勳章：藍色綬帶的嘉德勳章、紅色綬帶的巴斯勳章、綠色綬帶的薊勳章。而表演者以凌波舞取得絲線，正是在譏諷國王用人非選賢與能。因為要從橫桿上下靈巧穿越，舞者的筋骨必須異乎常人的柔軟，影射沒有骨氣的人才能得到寵愛，成為高官。

因為暗示得太明顯，出版商擔心這段文字會得罪當道，因此當年在出版時，將絲線的顏色改為紫色、黃色和白色。顏色一改，原有的寓意大打折扣。單德興參考不同的英文註釋本與相關研究，並在譯註中加以說明後，中文讀者才能重新了解作者綏夫特的用心，以及其他中譯本可能根據的英文版本。


《格理弗遊記》譯者沒告訴你的事


被視為愛爾蘭民族英雄的綏夫特，其長達四冊的諷刺文學經典介紹到中文世界後，幾乎沒有辦法以真面目示人。中文世界最早的三個譯本中，《談瀛小錄》［註：同治 11 年（1872 年）。］與《僬僥國》［註：後來改名為《汗漫游》，光緒 29 年至 32 年（1903-1906年）。］先後在《申報》和《繡像小說》以連載的形式刊出；直到林紓與魏易（另一說是曾宗鞏）合譯的《海外軒渠錄》［註：光緒 32 年（1906 年）。］，才首度以專書的形式出現，而且出版者都位於開風氣之先的上海。

然而，流傳於世的版本中，大多經過改寫，甚至被腰斬得面目全非。即使是逐句翻譯，語焉不詳與誤譯之處也屢見不鮮。以第一冊第一章為例：「Leyden: There I studied Physick two years and seven Months, knowing it would be useful in long Voyages.」其中，「Leyden」是荷蘭西南部的城市，林紓直接音譯為「來登」，卻沒有加以註解，當時的讀者只能得到「外地城市」的模糊訊息，而不知該城市在當時歐洲的文化與思想上的重要性。

此外，「Physick」一詞，早期被誤譯為「格致」，即現代的物理學。但在綏夫特的時代，該詞其實指的是醫學。學習科目一變，《格理弗遊記》主角船醫的身分，就變成了物理學家，在長途航行中該如何發揮所學有些令人困惑。由此可見，翻譯時被誤解的細節，對語句，甚至是文意暗示卻有極大的影響。


不存在的完美翻譯


余光中曾說：「譯無全功」（“Translation knows no perfection.”）。對翻譯要求完美，幾乎是種苛求。不論是貼近作者原意與表達方式的「異化」策略，還是翻譯得通順、易讀的「歸化」手法，都會面臨挑戰。

單德興認為，從最高標準來看，「完全忠實」是不可能的。二〇一七年，余光中的兩本譯詩集《守夜人》與《英美現代詩選》先後推出修訂版。即便余光中翻譯的是自己的作品，《守夜人》前後還是有三個版本，以期精益求精。原因在於每種語文都有特殊的形、音、義，尤其是譯詩，文意跟音樂性很難兼顧。

不過，即便完美翻譯是不可能的任務，譯者仍應在能力與時間的許可下，以「序」帶出文本的時代背景、文化脈絡、作者地位、作品特色等，幫助讀者理解文本所產生的時空環境；並於譯文加上「註解」，說明原文詞彙的考證、可能的意涵、翻譯時的考量等，加上再三修訂，藉此兼顧忠實、通達、充實，以期達到異文化傳達與溝通的作用。

長期研究並親身投入翻譯的單德興強調，翻譯絕不只是把文本移植到另一個語文，還牽涉到原作者與譯者雙方的文化。因此，他引申余光中的「譯者為演員」的比喻，指出翻譯文本時，譯者要當個忘我的演員，入乎其內；註解文本時，則要像個劇評家，站在舞臺外面客觀解說，呈現知識、見解與立場，出乎其外。唯有如此，讀者才有機會透過譯註者體現的自身文化脈絡，以及他所呈現的原作者與作品的文化脈絡，深入了解譯註的經典，形成單德興所一再強調的「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的模式。

「作者」是文字的創作者，從無到有，生產一個文本；「譯者」則是文字的轉化者，將一個語文的作品轉化成另一個語文。不僅如此，將文本用另一個語文再現，也是透過文本引介「異文化」。因此，譯者同時身兼「文本的再現者」、「文化的中介者」兩個角色。


譯者動輒得咎的尷尬處境


如《格理弗遊記》般被誤譯、誤解，卻又備受歡迎的案例史上罕見，但翻譯所遭遇的困難、錯誤與挑戰卻從來沒有少過。

「Traduttore, traditore.」這句義大利諺語的意思是：「翻譯者，反逆者也。」這句帶有懷疑、貶斥之意的諺語，正說明了譯者的處境。「反逆」指的是違背原作的意義。撇開誤譯不說，翻譯過頭或不及都可能被視為逆反──翻譯得順暢，可能被質疑過度遷就本國語言，犧牲了原文的特色與含意；措詞、語法貼近原著，則往往會被批評為文句生硬、文意不通。

詩的翻譯尤其難以拿捏。古典英詩的格律通常經由韻腳、節奏、行數、詩行長度體現，若為完全保留詩的格律而執意押韻，可能譯成了打油詩，反而得不償失。此外，貼近原文的譯法，為了湊齊一行十個字，有可能讀起來比較呆板。因此，與其為了保存形式而犧牲文意，不如在中文字數和韻腳上保留些彈性，單德興這樣分享余光中的多年經驗之談。

無論是翻譯一般書籍或詩作，譯者都得絞盡腦汁，但將原文文本轉化之後，讚嘆與榮耀卻往往盡歸於作者，譯者彷彿隱形一般不被看見。當翻譯有缺失時，譯者又責無旁貸，成為眾矢之的。這是翻譯人常面臨的窘境。

臺灣社會普遍不重視翻譯，許多人認為只要有 Google、字典在手，翻譯不是大問題，甚至會有「無法創作，才從事翻譯」的刻板印象。若你也有這種刻板印象，不妨找兩段文字，自己動手翻譯看看。藉由翻譯簡短文字來揣摩、體驗翻譯的過程與感受，可能就會對翻譯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翻譯，讓外文作品更容易閱讀


即便是中、外文能力良好如魯迅，因為他的翻譯理念主張「硬譯」，以致譯出來的作品在現代幾乎沒人看。因此，除了熟悉「譯出語」（原文）和「譯入語」（譯文）是基本條件，譯者還要知道翻譯的基本觀念與技巧。

「譯者，既是易者，也是益者。」單德興以此句點出譯者對於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而這可貴之處，只有「人」才能勝任，無法被人工智慧所取代。

「易」，兼具易文改裝以及變得容易與人親近兩個意思，因為翻譯將大多數讀者無法以原文閱讀的文本，以「容易閱讀」的方式呈現。至於「益」，是指作者與讀者同為翻譯的「受益者」；沒有翻譯，就沒有廣為流傳的世界文學，不僅大眾無法接觸到美好的作品，作者的才識也無法受到肯定，異文化之間更無法交流，甚至導致自身文化的孤立與枯萎。而認真的譯者藉由細讀與傳達，既使作者與讀者獲益，自己也進入作者的內心世界，領會原作的精髓，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世界上可不只有《格理弗遊記》這本翻譯名作，信徒早晚研讀的宗教經典也是因為有了翻譯，才能在各地廣為流傳。其實，我們早已置身在「翻譯」當中，只是鎮日接觸卻不自知，因此必須打破刻板印象，思考翻譯的重要性，並給予譯者必要的尊重。

本文摘自寶瓶文化《研之有物：穿越古今！中研院的 25 堂人文公開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