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 70 年前的「太陽花運動」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被許多人認為是臺灣學生運動史上的里程碑。這次學運和 1990 年的「野百合運動」，被譽為是改變臺灣政治局勢的兩次學生運動。「野百合運動」甚至被記者稱之為是學生運動的「鼻祖」。其實，在中華民國政府最「風雨飄搖」的 1949 年，臺灣島上也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該場學運引發的後續效應，完全不輸給前述兩次運動。時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在該事件中曾說：「 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這句話成為 70 年後太陽花運動期間響徹雲霄的名言。

麥浪歌詠隊與單車雙載事件

1949 年 3 月，一群臺灣大學與省立臺灣師範的學生，因為一起「單車雙載」事件，引發學生與警方的衝突。學生們在當時衝到警察局要警方給個交代，甚至將兩位警員強押到學校過了一晚，隔天還發動一場遊行，要求警方道歉。

在此之前，由臺大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隊」早已在南下巡迴表演活動中被軍警盯上，警方和部分教職員認為部分同學左傾，合唱團成員表演的許多曲目如「秧歌舞」等等，都帶有支持共產黨的意味。有學生回憶，麥浪活動當時不時可看到警察出沒，在麥浪歌詠隊巡迴表演與學生抗議事件後，官方已經將他們視為「特殊份子」。再加上在 3 月 29 日青年節當天，來自建國中學、臺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臺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於臺大法學院上舉行營火晚會，埋下 4 月 6 日凌晨逮捕學生行動的種子。

處於內戰體制下的國民黨高層對「學潮」相當敏感。從 1940 年代起，發生於中國各地的學潮，直接或間接都可以發現共產黨的影子。曾任臺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就曾提到他擔任上海市長之際，學潮的部分因素和共產黨有關。這些學生在遊行「鬧事」後又在臺大發起全島性的學生串連行動（營火晚會），在在都是執政當局所難以容忍的。

整起事件，臺大方面有數十人受到牽連，但直接受影響者有十餘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受影響者更達數百人之譜。在事件發生後，兩校都因此停課了一段時間。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校長劉真，更在事件後發起「整頓校風」政策，企圖將校內不肖份子一舉清除。整起事件雖然沒有人死亡，但受牽連學生卻受到極大影響，成為受害學生改變一生的轉捩點。發生在 1949 年的「四六事件」，也被研究者稱為是戰後臺灣白色恐怖之濫觴。

逮捕當夜，傅斯年校長是否知情？

《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一書的出版，和事件關係人的要求有直接相關。他們認為，校方在 1990 年代迫於外界壓力，在 1997 年完成了四六事件首次調查報告。然而，該報告在內容與事件經過的爬梳，仍是問題重重。例如該次報告所訪談人物，多數和四六事件沒有直接相關，無法釐清事實真相。

隨著 2000 年後檔案管理愈益完備，有更多的檔案與史料可供研究者利用，讓研究者能夠更為深入地探索問題。舉例來說，在利用檔案多方考證後，我們可以發現在進行逮捕行動當晚，傅斯年校長曾對陳誠和彭孟緝說道：「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陳誠事後採取懷柔的措施來安撫社會大眾與學校教職員生，並邀傅斯年等臺大教授餐敘。傅斯年會後與其他教授表示：「贊同政府整頓學風，惟希望被捕學生除行為不法者，即予依法辦理外，其餘早予保釋，對於各校實際困難問題，亦望能協助解決」，顯見傅斯年並非毫無保留地支持學生任何行為。

在整起事件中，傅斯年始終堅決要保護無辜學生的安全，不希望傷及無辜，其後更以校方名義替學生具保，不完全站在政府一方。在本書對關係人的訪談中，多數人認為校長在逮捕行動中應不知情，但陳誠和彭孟緝二人的說法替傅斯年的知情提供了佐證。

在以麥浪歌詠隊為主的同學遭到逮捕後，校園內的恐怖行動並未因此平息，日後不僅有「海天歌詠隊」事件，日後「蘇藝林匪諜案」、「張以淮叛亂案」等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其關係人部分也和四六事件有所重疊。也就是說，「四六事件」不僅僅是單一事件，反而是個開始。事件發生不久，校方透過對社團活動規定的修訂，禁一步限縮自由的空間。我們或許可以說，「四六事件」後，臺灣大學失去了以往自由的學風。

那些年，四六事件的關係人們

在正文以外，書中也對事件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人物進行訪談。透過和兩位警察共處禁閉室的李孝鑽先生的口述訪談，我們知道宿舍學生對於是否要強押警察有著不同意見。方向社社員王士彥參與了後來的學生救援行動，但因為他曾幫關係人之一張以淮在出獄後舉行接風宴，平白受到牢獄之災，更因此丟了工作。無奈之下他只好和朋友共同創立公司，幫助白色恐怖時期出獄走投無路的朋友。王士彥在事業上相當順利，不僅代理了「歐羅肥」（內含「金黴素」，用於豬隻的輔助飼料），「四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今已是全球知名的膠帶製造廠商。

藉由烏蔚庭先生的口述，我們知道他雖然沒有被政府逮捕，但因涉案的關係，差一點無法前往美國攻讀碩、博士。林文達（林木）家鄉原在臺灣，但轉往中國就學，好不容易返鄉就讀臺大，逮捕行動讓他潛逃至上海，輾轉定居福建，從此和臺灣家鄉分離數十載。這些特殊「經驗」，成為他們心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諷刺的是，官方雖然認為這場活動和共產黨有關，實際上可能的左傾學生全都順利脫逃，一個也沒抓到。有的左傾學生甚至在行動以前數日就離開臺灣。「少年子弟江湖老，紅粉佳人兩鬢斑」。這些老同學在數十年後的 1980 年代又紛紛聚首，嘗試發起找尋「四六事件」真相的活動。促成臺大校方在 1990 年代重啟動四六事件的調查。

不論從當時或現在的法律來看，將警察強行帶到宿舍拘禁，無論如何都是「於法難容」的行為。但是，即便學生將警察帶回宿舍違法，官方處置對象也應僅限於違法的學生，不應連坐到無辜的學生。但從警總名單來看，許多人都是無辜被牽連進這場事件的。如警總名單中的盧伯毅或簡文宣，和麥浪歌詠隊或單車雙載事件毫無關聯。換句話說，陳儀等人是利用此機會，將所有反動份子納入逮捕名單中。「四六事件」反倒成為逮捕異己的最佳藉口。

在回憶這段沈痛過去的時候，我們應該好好思考的是，自由和民主社會的建立絕非朝夕可以完成，而是需要耗費漫長時間的過程。執政者若是稍不謹慎，要摧毀這些普世價值亦是易如反掌。在「大學自治」廣泛受到社會關注之際，我們更應該客觀理解傅斯年校長是在何種脈絡下說出「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這句話，而非一味以英雄崇拜方式來強調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