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台灣地名是怎麼來的?
作者:路向南

地名來源與演變的研究,稱為地名學(toponymy),需要地理學、歷史學、語言學等各方面的綜合知識,在台灣文史領域當中,長期以來是受到矚目的一門學問。

早在日治時期,就有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台灣》(又稱《台灣地名辭書》)、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等比較有系統的著作,不過受限於當時的研究條件與作者背景,書中的解釋不一定可信。到了戰後,學者與文史工作者持續探源台灣地名,而翁佳音與曹銘宗合著的《大灣大員福爾摩沙》,是近期值得一讀的通俗作品。

本書由兩位作者跨界合作。翁佳音是中研院的台灣史學者,曹銘宗曾擔任報社文化記者,近年以台灣文化為寫作題材而聞名。台灣史是兩位作者的交集,而台灣地名的探討,是兩人的共同興趣。有別於其他的台灣地名研究著作,本書的特色可從兩位作者的背景談起。

翁佳音的研究領域是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與明鄭時代)台灣史。他在《異論台灣史》揭示了台灣古地名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地名是地理的化石,研究地名的起源與變化,不只窺悉一地人文地理的發展過程,也是歷史研究的一環(該書頁 283)。

翁佳音的代表作《大台北古地圖考釋》,解讀 1654 年荷蘭人繪製的古地圖,受到學界重視。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書中提出「複眼觀點」的北台灣近代初期史的思考,何謂「複眼觀點」?當時的北台灣,不只有原住民與漢人的互動,還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等外來族群來此活動(該書頁 204-205)。

所以,外來語語彙不只殘存於當地原住民的語言之中,也成為研究北台灣古地名的線索。翁佳音通曉日語,又能直接閱讀十七世紀的荷蘭與西班牙史料,成為他研究台灣古地名的一大利器。

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另一位作者曹銘宗,近年出版了幾本推廣台灣文化的專書,包括《台灣史新聞》、《台灣人也不知道的台式國語》、《蚵仔煎的身世:台灣食物名小考》等。除了第一本是以新聞形式呈現台灣史,後兩本分別以台式國語與台灣食物名為主題,都在探討與台灣相關的命名來源,屬於名源學(onomastics)的範疇,而本書的地名探源,也是這個思路下的產物。

大灣大員福爾摩沙》並非全面介紹台灣各地的地名,本書的核心概念,可說是一種推理台灣地名來源的方法。作者認為,某些地名由來的官方說法不盡合理,尤其從「字義」探討古地名的來源,容易落入望文生義的誤解,禁不起仔細的檢驗。作者強調,聽音辨義的推論可能更有說服力,也就是從「讀音」探究古地名的語源。

從曹永和「台灣島史」的觀點來看,這座島嶼從古至今有不同族群活動其中。因此,台灣古地名的語源,其實比我們所想的還要多元複雜,除了各族的原住民語,還有歐洲語言(葡萄牙語、荷蘭語、西班牙語等)、漢人的明清官話(北京話)、閩南語與客家話(又細分為各地腔調)、日語漢字(音讀或訓讀),都是可能的線索。試舉三個本書提到有趣的例子:

(一)當年西班牙人航行在如今基隆與淡水之間的北海岸,因為在野柳觸礁擱淺,又遭當地原住民趁火打劫,所以西班牙語稱為 Punto Diablos,魔鬼岬角之意,而閩南語「野柳」的語源與此有關(頁 81)。

(二)南投縣鹿谷鄉的凍頂烏龍茶相當知名,而「凍頂」是隱藏在閩南語地名之下的客家話。因為閩南語的「凍頂」,源自發音近似的客家話「崠頂」,也就是山頂的意思(頁 102-103)。

(三)新竹縣關西鎮居民多為客家人,古地名是客家話的鹹菜甕,日治時期因為「鹹菜」與日語漢字「關西」(Kansai)發音相近而改名(頁 96-97)。

無論是西班牙語轉化為閩南語、隱藏在閩南語的客家話、從客家話命名的日語漢字,從這三例可見不同族群在各地活動的歷史痕跡。

此外,本書為一些台灣古地名的謎團,帶來有力的解釋。例如,在基隆河上游有依序排列為五堵、六堵、七堵、八堵的地名,不少人好奇,是否有另外四個以「堵」命名的地方?陸傳傑《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從古地圖洞悉台灣地名的前世今生》便有這樣的推測(該書頁 66),而《《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在一份清代的地方契約書,證實早年確實如此,現在汐止的「橫科口」就是過去的頭堵,而二堵、三堵、四堵分別位於接下來的基隆河曲流地段,只可惜這幾個古地名並未流傳下來(頁 166-169)。

本書也提出一些地名解釋的假說,雖非定論,但給讀者帶來新的思考方向,值得繼續探討。譬如,台北市士林區舊名八芝蘭,其由來常見的說法是,引用安倍明義所稱原住民語的 Pattsiran,溫泉之意。不過,當年的原住民語已成死語,難以查證。作者對此提出另一種解釋,印尼人稱華人聚居處為 Pecinan,當地華人音譯為八芝蘭,由於十七世紀的荷蘭曾經同時統治現在的印尼與台灣,因此推測荷蘭人將這個印尼的詞彙帶來台灣,指稱當時士林的漢人區(頁 59)。

本書值得一讀的樂趣,除了推理台灣地名來源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開啟讀者更為廣闊的新視野,讓台灣地名的溯源,連結到東南亞的南島語族,以及十七世紀歐洲人海外擴張的世界史脈絡。

探源台灣地名,可以發現我們習以為常的地名,原來有些是不同族群之間的語言傳播,以及層累地造成的結果。台灣地名的演變,展現台灣歷史與文化的豐富性,這正是台灣地名研究的迷人之處。

與土地、歷史,以及愛的分離──關於魯西迪
作者:吳明益

在台灣以西方世界觀為重的教育過程裡,我與多數人一樣,對南亞次大陸複雜的地理與種族分布認識有限。做為一個在孟買出生、英國受教育的作家,氣勢恢宏的《午夜之子》從一九一五年寫到一九八〇年代,從印巴分治前一路寫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獨立後的「後殖民情境」。魯西迪以一個家族的故事把殖民、剝削,以及印度政客的內鬥,對土地與權力的爭奪,以及宗教及種族歧視表現得如此深刻。這本小說廣闊深邃,年輕的魯西迪就此奠定小說大師地位。

魯西迪以獨特幽默,卻又讓人笑出傷悲的口吻,讓撒利姆臨終前對帕德瑪講述家族史回顧一生,看似僅僅一條主敘事線,卻不斷由旁支敘事散布出一張網,把印巴分治前後的歷史編織進來。許多論者認為他採用了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的傳統敘事方式。除了印度史詩以外,魯西迪的作品還同時帶有古波斯和阿拉伯文明最重要的文學資產──《一千零一夜》的魔幻氣息與故事魅力。

這讓他的作品處處機鋒,也處處存在著對相關文化有一定程度理解的人才能讀懂的典故。在我的經驗裡,我極少(應該說完全沒有)聽到年輕人告訴我他的文學偶像裡有魯西迪,或者在談及當代小說經典時提到《午夜之子》,或許正是他的作品具有這樣特色的緣故。

台灣讀者對魯西迪的印象多半停留在他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魔鬼詩篇》引發的爭議。這部小說出版後,一些穆斯林國家抗議並焚毀這本書。前伊朗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宣稱該書質疑《古蘭經》的可信度,醜化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褻瀆回教教義,於隔年發出全球追殺令。這本作品彷彿真暗藏詛咒,不但引爆英國與伊朗斷交的國際事件,至今已有超過六十人(包括出版者、翻譯者、讀者)直接或間接因該書而死亡。中文世界唯一版本是雅言出版社所發行的,這部可貴的中譯本當時甚至以「佚名」來標示譯者。

魯西迪接受了英國政府長期的保護,但他仍持續寫作,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非虛構作品《想像的家園》(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堪稱是魯西迪對文學、政治與宗教的重要宣言。《摩爾人的最後嘆息》(The Moor’s Last Sigh, 1995)則被視為《午夜之子》的姊妹作;《她腳下的土地》(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 1999)寫的是流行音樂歌手一生的故事;台灣也出版過的《憤怒》(Fury, 2001)則是哲理寓言小說。我自己則注意到他有兩本非常適合青少年閱讀的作品,分別是《哈倫與故事之海》(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 1990)與《盧卡與生命之火》(Luka and the Fire of Life, 2010)。除了《午夜之子》外,我認為這兩部作品和他的新作《兩年八個月又二十八夜》有很深的關係。

《兩》的卷首語其中一條引用了匈牙利裔詩人喬治・澤提斯(George Szirtes)的話:「你不會是童話的信徒/沒有神學,沒有教條,沒有儀式,沒有制度/也沒有期盼可以理解這種行為狀態/它們訴說著關於這個世界的不可測與瞬息萬變。」

小說正是以童話般的精靈(jinns)世界描述開始,這些精靈和北歐神話裡的精靈並不一樣,他們是《古蘭經》裡記載阿拉用無煙之火所創造的,是伊斯蘭傳說與文學作品常出現的人眼不可見之生靈,存在與人類平行的世界中。小說讓人間的兩個真實人物,哲學家伊本・魯希德(Ibn Rushd, 1126-1198),以及他已經死去八十四年的思想對手加薩里(Al-Ghazali, 1058-1111)出場。

魯希德出生於西班牙哥多華的法官家庭,研究古希臘、伊斯蘭哲學,同時精通醫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等,是亞里士多德的重要注釋者,也是不信神能掌控人命運的理性主義者。一一九五年,他因為思想不見容於狂熱分子,遭到境內流放,被遣送至盧塞納的一座小村莊,村子裡全是「無法宣示自己猶太身分的猶太人」。因為當權的穆拉比特王朝,強迫他們改信伊斯蘭教。

不能闡釋自己哲學的哲學家,不能書寫的書寫者,被流放到不能說自己是猶太人的猶太聚落裡。魯西迪以神話般的開頭,展開現實性的悲劇,在敘事上他採取了「半天馬行空」(half-fanciful)「半紀實」(half-journalistic)的筆法,魯西迪自稱這是一本「真人秀的童話」。

小說家以童話為能量為哲學家魯希德人生注入的轉機是:一天,一個十六歲的少女杜妮亞(這個名字在很多語言裡的意思是「世界」)來到他門前,央求他收容。他問這女孩知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意義?女孩說:「一整個世界會從我體內流出,那些從我體內流出的人們將會遍及這個世界。」魯希德此刻並不曉得眼前是一個精靈子,而他和她產下的孩子將會遍及世界,成為千年後對抗黑暗精靈的主要力量──他們子嗣的標幟是沒有耳垂。

魯希德一生追求的就是「理性」、「邏輯」、「科學」,論敵加薩里追求的則是「神」與「宗教」。死去的加薩里依然不允許任何人挑戰他的權威,他召喚了至尊火精靈祖穆魯德和他的黨羽開始擾亂世界──這世界本就如此荒謬,再多一些也無妨。在小說裡,因而充滿了精靈、法師、術士與異能人士鬥爭的細節描述,但這一切或許都是小說家魯西迪刻意創造的表象,實際上他談的仍是人類思想與思想之間的鬥爭。

魯西迪用他卓著的魔幻寫實技巧,把「非理性」的精靈世界,用來做為這位理性哲學家的生命寓言,說不定也是對這個看似走向「現代、理性世界」的巨大寓言……。眼前這個科技盛行的「現代世界」,依然有如此多的專制,對民眾遂行暴力的政體(包括國家與非國家組織),以「偽神」的為名卻進行著殘酷統治。讓我們在閱讀時不得不想到火精靈祖穆魯德所說的:「反正以某種神性實體為名,我們就能為所欲為,不管多殘酷,大部分下面的笨蛋硬著頭皮也會吞下去。」

寓言的奇妙之處就在,不論它描寫的是多麼荒謬的內容,裡頭潛藏的寓意仍舊有效。因為好寓言影射的是人性的根本,除非人已不再為人。

本文節錄自麥田出版《兩年八個月又二十八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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