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多年來，無論全球或臺灣，劇烈氣候變遷引發各種大規模形式的災難不斷上演，逐步重塑人們對工業社會以來環境破壞與彌補的認知；規模越來越大及越來越層出不窮的氣候變異，導致人們在各地活生生地看到、體驗到過去從未發生的不可逆風險與災難。除了典型的土石流、洪水與乾旱等各種規模性的生命財產損失之外，氣候變異也直接間接影響自然界生長迴圈的順序、生物多樣性，或因高溫導致疫病的快速傳染與擴散。這些越來越無法預測、無法防範、無法事後彌補的大規模災難，已經形成特殊的社會、經濟、環境風險挑戰。
在臺灣，自1996年賀伯颱風導致林肯大郡倒塌，接連2000年象神風災、2001年納莉風災、桃芝風災、2001年北臺灣缺水、2004年敏督利風災導致中橫坍塌、2009年莫拉克風災導致小林村滅村及698人死亡或失蹤、2010年梅姬颱風導致兩臺陸客遊覽車在蘇花公路墜谷、2015年初連續乾旱影響工業及民生用水等，導致整個社會產生相當敏感、脆弱的風險共同體（risk community）。在全球，2005年美國Katrina風災導致紐奧良市30萬人被迫遷移、2010及2011年澳洲洪災、2010年巴西洪災、2011年泰國洪災肆虐遍及三分之一國土、2013年海燕颱風侵襲菲律賓，造成破紀錄的家園與生命損失、2015年日本鬼怒川百年大水、2015年美國加州因乾旱野火肆虐，而美國中部因颶風造成二十多州嚴重生命財產損失、2015年底美國東岸氣候高溫，人們在耶誕節仍著短衫健跑、2015年底英國York百年來大水，而相應地，2016年初因北極極地寒流南侵，造成臺灣北部平地罕見下雪。
這些劇烈的氣候災難與風險，其問題本質不僅跨越單一氣候科學領域，也關聯到各種地質、海岸、農業與公共衛生領域，而其產生的衝擊更橫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領域問題，尤其這些氣候變異引發對人民生命財產嚴重的損失與威脅，其規模性與疆界性早已超越工業社會實際的問題屬性，而形成前所未有的環境、經濟與社會風險挑戰。Bulkeley指出氣候變遷已經造成跨尺度、跨空間、跨疆界等大規模的衝擊，迥然不同於之前的工業污染災難。因此，在這個架構之下筆者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檢視氣候變遷之科學的解釋與社會的意義，氣候災難風險不但是跨領域、跨尺度的自然與社會科學議題，同時也是跨空間、跨疆界的衝擊，可以稱之為全球跨界風險，需要新的、重新再造的風險治理典範。
更進一步，全球跨界的氣候災難風險也跨越人本的基礎，其不但跨越前述國家與區域疆界，也跨越人們日常生活、環境、倫理、世代、階級、性別、族群等社會集體與多元的運作結構。借用Giddens的術語，全球跨界氣候災難風險打破現代工業社會之本體論上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 feeling），產生莫大的安全不確定性。當然，社會學發展至今，就是不斷在處理不同階段社會演化、變動造成不確定性的結構與能動命題。然而筆者認為，過去社會學除了鎖定在內國的社會變動與發展，而以社會變遷的議題來看待各種變動不確定性，分析的視域也集中在社會面向，鮮少擴及社會與自然，遑論重視到全球跨界的風險。
亦即，全球跨界風險重新打開了結構與能動的命題，一方面跨界的風險結構不再只是國內的、小尺度、小空間、單領域、單一階級、世代、性別與族群；另一方面，跨界風險造成的社會能動命題，也需要對應性地從傳統的反抗既有的社會結構，轉向反抗新興的、全球跨界風險所造成不同尺度、領域社會結構，甚至提出創新的社會行動分析。
由於分析的限制，Beck雖然倡議當代社會科學分析視域應從關注在國內各種社會問題之「方法論的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轉向「方法論的世界主義」（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然而其並無法完全滿足全球跨界風險的結構與行動分析。Beck指出傳統社會學由於源出於工業社會對境內各國社會問題的分析，但其關注的焦點一直侷限在國內各個社會的發展問題，而遺漏其中含有的世界主義分析意涵。因此，他認為在當代已經進入世界風險社會的階段，社會科學者應該在分析的方法論上轉向並注重世界主義的研究切入。
這個分析典範轉移的確提供我們面對跨越疆界、大尺度的風險問題分析之重要轉向，從世界主義治理（cosmopolitan governance）的角度看待各種社會問題挑戰，包括氣候變遷風險。然而，Beck的這個方法論轉向不完全涵蓋全球跨界風險的各種分析路徑的重構。也就是說，面對當代的問題，社會科學的分析需要同時是跨越疆界、跨越尺度之世界主義，也需要同時是跨領域、跨科技、跨社會階級、倫理、世代、性別、族群的分析視域。Jasanoff的說法或許可以提供這個思考方向，她認為當代氣候變遷議題已經形成全球性的關注，然而大部分的氣候風險論述仍然停留在自然科學評估的角度，如為全球暖化的科學真偽爭辯不休；相對地，她指出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IPCC）所提供的氣候變遷評估為全球層次科學知識，我們應該在方法論上將之銜接到在地的國家或社區層次，以及到對人們生活影響的個人層次。而社會科學可以在這個部分進行詮釋與分析，對氣候變遷的發展不僅要掌握認識的尺度，也要掌握詮釋意義的尺度。從本書的角度而言，就是我們需從人文社會觀點進行跨界分析，探討氣候變遷對環境、人類社會與行動的各種層次衝擊及治理。
Beck在其最後出版的文章討論氣候變遷與風險社會的關聯性，相當重要地提出了氣候災難所帶動全球社會的「銳變」（Verwandlung，metamorphosis）一詞，他認為氣候災難所帶來大規模、慘烈的損害已經造成人類社會不自覺的、不可逆的、需要尋求新的社會變動語彙。因此，「我們如何處在這樣的世界，我們如何看待這樣的世界，我們如何想像此種世界的方法以及如何進行政治運作？」之各種變動，他稱之為銳變。筆者之所以在此討論這個觀點，主要在於同意面對這樣大規模、全球跨界災難，人類社會正經歷遠遠超越二十世紀以來的各種風險衝擊。而這些新增的跨越疆界、大尺度、大空間、跨越各種領域與社會界線的氣候災難挑戰，不但超過博蘭尼描述因市場自由主義失敗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同時也超過了Beck早先提出的工業風險社會範圍。Beck認為這樣的銳變，我們無法再以傳統的社會變遷、社會演化（evolution）、革命（revolution）等概念來看待，而是這些前所未有的災難已經嚴重造成「人類存在的震撼」（anthropological shocks），需要重新認識與治理，並且方法論上進行世界主義的轉向（cosmopolitan turn）。
事實上，在這篇文章的討論上，Beck也提及海平面上升產生災難與社會不平等，改變了階級社會的邊界。同時，他也注意到美國2005年Katrina風災在紐奧良市帶來種族問題的相關研究，更回溯相關研究而直指氣候災難導致全球銳變所產生的世代問題。筆者認為，這些分析元素都顯露Beck對全球跨界風險各種現象的片段觀察仍不完整，尚需我們更系統性地綜合這些自然與社會變動、災難與社會風險、跨尺度與領域、跨階級與族群等元素，重新構造全球跨界風險的結構與行動命題，方能解析鑲嵌於新時代的社會行動意義，並提出實踐性。
